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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聽文化] 噤聲的歌者:談音樂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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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12160.info/group/savetheinternetnewscensorshi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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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是社會的鏡子,是人生的原聲帶。寫歌的人若能隨心所欲紀錄傳唱所感、所思,小至個人、大至時代,歌曲如時空膠囊一般,能保存特殊的時代氛圍及理想思潮。但如果歌者本身,並不享有興之所至皆能抒發的「自由」,這面鏡子將反映怎樣的社會呢?

當五月天的阿信提及歌曲OAOA(現在就是永遠)時,曾寫著「其中有一句歌詞,唱片公司希望我可以考慮修改,但,那也是我對世界的期望。所以就這麼留下來了。」雖然沒有明確指出是哪一句,但網友們一面倒地猜測,是「我相信熱烈的爭辯,我不信無聲的和諧。」這行歌詞,也許差一點點,就將因為創作人及唱片公司的「自我審查」,而無法被世界聽見。

音樂的審查,思想的「教化」

音樂的影響力,古今中外為人所察覺、甚至「使用」。儒家禮樂「教化」的思想,不只強調音樂的強大力量,更指出對於統治者可能的「功能」。審查(censorship),是「對任何溝通媒介的內容進行系統化的控制」(Scammel, 1988);而音樂審查(Music censorship) 則被描述為「任何違背創作者或聽眾意志,鼓勵或允許壓制、控制、或禁止音樂產製或傳播的歧視行為」(Nuzum, 2001)。

音樂中政治、宗教、種族的立場表達,常是音樂審查的控制目標。但有時,音樂審查產生的原因目的,也可能曖昧不明。

學者Cloonan (2003)表示,音樂審查的產生,一般有三種層級:一是出版前的限制、二是閱聽對象的限制、三是藉由通路的合法性間接控制內容。這三種層級,不只概括了來自國家的種種控制,「出版前的限制」更包含其他機構對音樂內容可能的干涉:例如唱片公司。此外,大眾媒體對於播送內容的「選擇」,以及不一定能明說的「禁播歌單」,也是構成審查的一環。

滲入市場:音樂審查的影響

因為以上的種種可能性,當歌者顧慮市場、甚至是己身安危,也可能進行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本來想寫的,不寫了。當創作人開始仔細斟酌使用的詞語、反覆檢視自己的意識形態是否「安全」且「符合期待」,歌者不再自由。

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音樂審查案例。以中國為例,文化部明定對音樂產品(包含網路音樂產品)實施審查制度。就內容而言,「不妥」和不「健康向上」的音樂,足以構成被禁止發行的原因:如2012年林宥嘉<大小說家>專輯的<越反越愛>、<周末夜驚魂>以及<4號病房>。而未依循審查制度申請的歌曲,也會被禁止。

只是,網路和資訊發達的今日,許多樂迷不但知道審查制度的存在,更能輕易取得被禁或者原版的歌曲。「禁止」的強度及所帶來的後續影響,並非單純的阻斷資訊,而是歌迷取得資訊的方式、對於偶像及政府的態度,都會產生微妙的變化。

一名現居英國的五月天樂迷表示,她知道五月天在中國的演唱會,需要更動部分歌詞、她也知道臺灣版本的專輯和中國內容有些許不同。「他們不能夠唱本來的歌曲和歌詞,我們當然很生氣。但我們都會透過網路想辦法買到台版專輯。」

在中國市場,對音樂內容進行審查的並非只是政府,甚至唱片公司為了希望音樂能順利發行,也會對於歌曲內容再三琢磨,這樣的壓力,可能間接造成創作人下筆時針對內容進行自我審查。De Kloet (2003) 形容中國的音樂審查如同貓捉老鼠的遊戲,規定曖昧不明、執法輕重無法預期,而Barmes(1999)則表示,「中國的音樂審查,已從由上而下的控制,轉變成將歌手納入官僚體系、使之與其合作的控制」。

沒有比較好:民主國家的音樂審查

儘管民主國家所提倡的自由及人權,似乎「理當」保護創作人的自由歌唱的權利,但事實是,音樂審查用不同的形式存在,儘管組織干涉的方式規避了「觸犯法律」的可能性,它仍然無所不在地影響著聽眾能聽到、歌手能唱出的聲音。以美國為例,著名的鄉村樂女子團體Dixie Chicks在911事件後,因倫敦演出針對美國出兵伊拉克,一句「布希總統,我們以你來自德州為恥。」竟使歌唱事業和形象幾乎毀於一旦。

除了對於「戰時總統」的批評引起「不愛國」的質疑,Dixie Chicks本來「美國女孩」、「愛國」及相對保守的形象,在媒體報導其言論後,被視為悖離了支持群眾以及美國鄉村樂人的傳統形象。樂迷表示對Dixie Chicks的「反美(unamerican)」感到失望,甚至形容她們為國家的「叛徒」。

她們的專輯在示威遊行中被銷毀、侮辱性的標語如’Dixie Sluts’及’Saddam’s angels’被印在T-shirts上、她們接收到死亡威脅的信件、甚至有兩位電台DJ因為播放Dixie Chicks的歌曲而被開除。這個事件中,媒體不再維護「自由播歌的權利」而自動開始音樂審查、而Dixie Chicks在三年後也表示,自己在軒然大波後不得不針對音樂內容或者公開發言一再自我審查。

對抗音樂審查:思想與理念抗爭的代價

音樂審查在全世界,由各種型態存在著。有時是與官方的鬥智遊戲、有時是商人的推敲揣測;有時唱出社會良心者面臨官方施壓、有時歌者真的深陷危險中:被制裁、被囚禁、甚至喪失生命。俄羅斯在教堂裡開唱諷刺總理普丁歌曲的暴動小貓(Pussy riot)、上月參與示威的土耳其樂團Grup Yorum部分團員都因為「理念」或者「所唱的」而身處獄中,甚至面臨更長的刑期。

根據提倡音樂人自由的國際組織Freemuse的調查,2012年全球有六名樂人因審查身亡、十四位入獄、八十四位被拘留,而這些數字只是有浮上台面、被報導的嚴重事件。其他被威脅、被「約談」或者迫於壓力不得不改變的案例,數量難以統計。

面對千百種形式的音樂審查,許多人的態度,無法以非黑即白的「贊成」或「反對」來歸類。反對國家審查歌曲中政治思想者,可能贊成使用分級制度「保護」孩童心智發展;而反對國家提倡音樂內容應該「健康向上」者,卻可能贊成電台歌曲應將帶有情色或不雅詞句的歌詞消音。

結語

南非樂人Johnny Clegg曾說,「審查的根本是恐懼」,或許懼怕音樂的煽動力、又或許是害怕意識形態被傳遞的後果。這份恐懼,終將造成某些聲音和歌曲,在體制內不被接納。各個時代都有禁歌,李雙澤的<美麗島>和崔健的<最後一槍>,並沒有被禁的歷史而減低其對後世的影響力和藝術價值,由此刻來看,甚至增添了當時歌曲「反叛」和「不畏強權」的形象。只是在被禁的當代,這樣的聲音仍失落了。

更不可否認的是,歌者自我審查後不能唱出的,更將被困在創作人的腦袋中,再也無法被任何人聽見。我們的創作人是否自由?如果是,他們究竟「多」自由?自由到能唱出想唱的歌嗎?又或者,音樂有時成為了服務特定意識形態的工具、「不得不」剩下空洞的娛樂?這世界有千萬首歌,也許,有些珍貴的思想、誠懇的聲響,被寫在你不能唱、我不能聽的那首裡。

經典禁歌:最後一槍,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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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槍」早在1987年就已經發行,早於天安門事件。但在天安門事件後因為歌曲內容對當局過於敏感,始終成為不能公開演出的禁歌。甚至到2008年四川賑災義演,崔健仍沒有能唱出歌詞,只有歌曲旋律作背景音樂。

參考資料

Barmé, G. 1999. In the Red –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loonan, M., 2003. Call that censorship? 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M. Cloonan and R. Garofalo, eds. Policing Pop.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13-29.

De Kloet, J., 2003. Confusing Confucius: rock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M. Cloonan, and R. Garofal, eds. Policing Pop.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166-185.

Nuzum, E., 2001. Parental advisory -music censorship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Scammell, M., 1988. “Censorship and its history: a personal view” in article 19, Information, freedom and censorship: The article 19 World report. London: Longman, p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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