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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能給世界什麼啟發?

2012年埃及阿拉伯之春,圖片來源:路透社(http://goo.gl/SyYj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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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七號一名義大利學生 Giulio Regeni在開羅的水溝被發現死亡,震驚了西方各界。Regeni是一名劍橋大學學生,研究埃及的勞工運動,此前從未有過外國學生在開羅街頭身亡的事件。儘管埃及當局承諾會調查,據報導稱手法專業,事因完全不明,但依然透露出目前埃及的政治局勢:說著 一口流利阿拉伯文的外國人公開談論政治可能會遭來殺身之禍。

埃及是阿拉伯之春政治情況最為負面的例子之一,除了敘利亞與葉門陷入內戰,埃及的軍事強人塞西(Abdel Fattah 塞西)在2014年初的政變當中,監禁了阿拉伯之春後第一位埃及民選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其後大肆打壓穆斯林兄弟會以及抗議活動。今年一月本該是紀念埃及起義的月份,而當局大肆搜查住家、逮捕活動人士、禁止遊行集會,賴以為生的觀光業一直無法回到2011年之前的水準。當年標榜的公平正義麵包,似乎沒有一樣實現。軍事強人的專制獨裁壓倒了自由民主各界對埃及自由民主化的想像。

阿拉伯之春期間在社群網站轟動一時的「麵包帽」,圖片來源:路透社

阿拉伯之春期間在社群網站轟動一時的「麵包帽」,圖片來源:路透社

同樣有類似政治架構,一樣是長年處在強人統治之下,的突尼西亞就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本來也處於幾乎崩潰邊緣,而今卻成功制定新憲法,民主制度慢慢上軌道。在由律師、公會、民間團體進行無數次的對話之後達成政治上可以運作的機制。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而這兩個國家相異的經驗又可以給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們什麼樣的經驗與教訓?最後再度回到阿拉伯世界,什麼才是建築良好未來的模式?

組織?人? 土壤?

在前一篇洞見報告:阿拉伯之春五周年回顧當中,我們論及虛弱的政經條件,強大的守舊菁英反撲,嚴重的貧富不均,高估社群媒體力量以及國際政治環境五個原因導致阿拉伯之春幾乎失敗,而埃及與突尼西亞,究竟這兩者的走向為何會不同?

對於兩者結局迴異的第一種解釋來自香港的獨立記者陳婉容,曾經隻身採訪中東各國並著有茉莉花開一書。在她的突尼西亞與埃及為何命運迥異一文中,強調組織的重要性。如果缺乏強而有力的政治或社會組織,一群人上街佔領廣場終究只是一盤散沙,難以促成真正深遠的政治變革,也容易淪為機會主義者的墊腳石。

第二種解釋來自在華盛頓郵報撰文的Sharan Grewal,在他的Why Tunisia didn’t follow Egypt Path 一文當中,他指出在關鍵的2013年夏天,突尼西亞也同埃及一樣爆發大規模示威要求不得民心民選政府倒台。在埃及,議會遭到最高法院解散而軍方推翻了總統。然而在突尼西亞,法院與軍方卻不願採取如此的政治行動,因為突尼西亞法院一直很弱勢而軍方過去在政治上分量偏低,如此局勢逼迫反對派與政府和談,用政治的方法解決政治的問題。

第三種解想法則來自Wael Ghonim,則後悔點燃這場革命。Wael Ghonim在2011年建立了We are all Khaled Saeed 這個facebook頁面,短時間內吸引到大批關注,最後啟動了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無心插柳之舉類似於台灣洪仲丘事件翻版。他在最近的TED演講中表示社群媒體雖然可以快速集結人群但缺乏形塑長遠的力量,更糟糕的是加劇政治兩極化--支持軍方與反對軍方的。更重要的是透過時間以及更有品質的對話來形成社會共識來慢慢推動改革,而非指望誰倒了國家就會好。(關於社群媒體的分析請見專欄文章: 阿拉伯社群媒體知多少)

We are all Khaled Saeed

We are all Khaled Saeed網頁截圖,圖片來源:洞見團隊

三人的觀點都各有道理,不過筆者想指出陳婉容和Sharan Grewal的解釋或許正巧反映他們兩者出身的社會。陳婉容是香港記者,香港在2014年九月發生雨傘革命而後又在今年2016年二月爆發魚蛋事件。從香港開始追求真普選開始,香港就缺乏強力的組織來推動香港的政治改變,一方面是因為北京中央政府立場難以動搖,一方面香港的反對派鬆散又難以形成共識。從雨傘革命開始香港專上學生聯內部就時常分裂,至今代表反對派的泛民仍在整合。因此從第一種論點「組織乃是推動政治改變的主要推手」來看,埃及與香港都仍有許多路要走。

類似的情況便不適用於台灣太陽花的情況,恰恰相反地是台灣有發展數十年的政黨政治,而闖入立法院的學生群體幾乎一直要到太陽花結束之後才算分道揚鑣。運動過後也陸續組織政黨或是公民團體來促進各種公眾對話,並因為運動的成功而主張受到主流大黨的吸納。不少台灣民眾是在參與各式各樣的演講或者討論會之後才對相關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有助於促成社會共識的形成。如此經驗值得給現在的埃及與香港借鑑。

Sharan Grewal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生,在美國政治體制當中,法院理論上扮演公正不干涉政治的角色,而軍方在政治上更沒有發言權可言,受身為三軍統帥總統的指揮。也因此從美國的經驗來看埃及法院與軍方的行為:一個解散民選議會一個推翻民選總統乃是造成政治混亂的關鍵原因。儘管在突尼西亞的情況,法院與軍方並非依據特定的政治倫理原則來置身事外,然而產生的功效卻是正面促進民主制度建立。

國際局勢

另外突尼西亞與埃及的命運迴異與國際局勢有深遠的關係。埃及是區域強權,也是美國維持區域穩定的盟友。鑒於冷戰期間埃及偏社會主義陣營,美國每年給予埃及大筆的補助,以確保埃及不會騷擾以色列並確保埃及的行為符合美國利益。突尼西亞則絲毫不扮演如此重要的國際角色。

對於美國來說,儘管腐敗殘暴但可預測的軍方比不可預測而且外交立場相左的穆斯林兄弟會來得更可以接受。2013年美國決定默許埃及軍方政變掉穆斯林兄弟會自然也是出於這樣的私心。即便兄弟會當政時期向美國保證不會招惹以色列,似乎沒有讓美國願意支持其民選的”民主價值”。

再者地區富有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無意容忍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掌權也間接促進了兄弟會的遭遇。穆爾西當政時為了解救埃及破碎的經濟求助無門,政變之後阿烏地阿拉伯立即注資給掌權的軍方以穩定政局,從而看出國際局勢對於埃及內政深遠的影響。在此情況下民選出來的兄弟會倒台也不完全是出於自己施政不當。

下一場革命?

我們要問阿拉伯地區何時會有下一次的革命或運動,如同經常有人討論中國人民何時會推翻共產黨統治一樣。理論上來說,當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社會契約 (Social Contract)破產之時,就極有可能產生推翻統治者的革命。這裡的統治者不一定是政府本身,因統治者跟政府不必然完全掛勾。如埃及在革命時只是要求前總統穆巴拉克下來,而不是徹底推翻埃及政府。

社會契約的概念儘管模糊,但仍有助於我們理解未來阿拉伯政權的發展。所謂社會契約將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以契約來當作比方,統治者提供某種好處換取人民的效忠。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社會契約某種程度上奠基於經濟成長與社會秩序,而阿拉伯之春之前的不少獨裁者也一樣將社會契約建立於經濟成長與國家安全的承諾上面。然而腐敗失能的治理讓阿拉伯人民意識到他們的忠誠與付出換得只是悲慘生活與不公不義,那麼一個人的犧牲在新興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便短時間內激起千層浪。

因而以埃及而言,新總統塞西是否能證明自己有能力帶給埃及民眾更好的生活,以及稍微解決不公不義的問題便決定了未來埃及至少在他任內(恐怕無限任期)會不會再度爆發下一次埃及之春的可能。塞西總統也無法忽視阿拉伯之春的影響力以及群眾基礎: 大量失業的年輕人。因此近來試圖照顧年輕人,包括主張送到日本留學或者上電視大談青年政策。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甚至建立了舉世無雙的快樂部(Minister of happiness),任命一位年僅22歲的年輕人當部長。

然而目前國際局勢對阿拉伯世界的獨裁者卻是有利的。敘利亞的阿薩德(Bashar al-Assad)與埃及的塞西都利用國際上與民間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特別是伊斯蘭國的恐懼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阿薩德向國際標榜自己敘利亞最合理的選擇,而塞西則在過去三年內大肆逮捕屠殺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西方政府對阿薩德莫可奈何,對埃及則是默許接受軍方政變,多少都出自於打擊伊斯蘭基本教義組織的優先順序高於一切。

如何建構未來

未來的革命或者運動想要促進社會實質改變,無論是對阿拉伯當地的人民,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而言,都可從阿拉伯之春五年來的走向獲得一些啟發與教訓。第一點是要建立組織,無論是社會性,政治性或者工會性質的團體,都可以在歷史改變到來時成為建構未來的推手。然而這說來容易做來難,不只因為政府有可能打壓任何過於出頭的團體,而改變既有體制本身就不容易。

第二點乃是促進社會共識。殊知在現代專制已然不符合世界潮流,但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政治體制來運行自由民主卻是莫衷一是,甚至導致部分人認為專制獨裁的效率帶來的效益大於民主的廢時謹慎。更重要的是建立起推翻獨裁者之後的藍圖,突尼西亞在四方對話集團的努力下,經歷過費時的協商之後產生出新憲法,而埃及的兄弟會上台卻帶來更混亂的政治經濟狀況,前總統穆爾希更一度擴權造成政治危機,更別說利比亞陷入軍閥割據。因此思索未來的政治體制的重要性往往不下於一晚上推翻獨裁者。

在可預見的短期未來內,阿拉伯世界都難以爆發類似這次影響範圍這麼廣的社會運動/革命。一者因為政治力量已經消耗過一次,再者當權者已經有心理準備,盯緊可能會發生的大規模抗議的情況。另外目前阿拉伯諸國的情況已不似2011年都長年處在獨裁者之下,而是各地進入不同的狀況。

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樣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台灣進入了新舊政府交接之期,對未來的改變取決於納入太陽花世代立委的立法院,而非被佔領的議場。香港則從黃之鋒等人決定組黨以及立法會補選看出街頭運動將轉戰議會政治。在美國,民主黨桑德斯出乎意料的氣勢可以反映佔領華爾街的那種反思資本主義確實獲得不少人回響。在歐洲,民眾對反樽節的反抗確實導致一些政府下台,但整體而言仍然不能全面推翻樽節作為主流政策。

或許,不管是阿拉伯之春也好、太陽花運動、雨傘革命、佔領華爾街也好,都是歷史巧合下的事件,如同1848年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只有那麼一次。只願作為追求公義的人們,就像美國前總統林肯的體悟,不擔心上帝站在對方那邊,而希望自己站在上帝這邊。

2012年埃及阿拉伯之春,圖片來源:路透社(http://goo.gl/SyYj8s)

2012年埃及阿拉伯之春,圖片來源:路透社(http://goo.gl/SyYj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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