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北非中東百年政變的終點:一個獨裁且宗教化的土耳其?

百年政變的終點:一個獨裁且宗教化的土耳其?

現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圖片來源:埃爾多安臉書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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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6日至7月17日,土耳其軍人發動政變,令人震驚。但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在獲知發生政變,迅速地反擊,政變以失敗收場。政變失敗後,埃爾多安清算大批政治異己,又頒布緊急狀態三個月,氣氛相當緊張。實際上土耳其的政變可以視為想要恢復奧斯曼帝國光榮和伊斯蘭傳統的神權派與一直力圖現代化的世俗派之間的鬥爭。

世俗派壓制神權派的發展

土耳其過去曾經發生過數次政變,那些政變從性質上還可以說是屬於政治變革常態,每次伊斯蘭化達到高潮,軍人就會發動政變干預,以緩和神權派的發展勢力。但這次政變卻是一個具歷史意義的政變,因為它等於宣告,世俗派已經在土耳其難以繼續有生存空間或者反撲神權派的機會,政變基本上是神權派勝利,除非世俗派有更強的反撲意志,否則土耳其會繼續朝著神權政治方向發展。政變失敗後,總統埃爾多安為了防止世俗派再度發動政變,影響其政權,已經從多方面堵塞任何可能會發動政變的途徑。

土耳其神權派和世俗派之爭,共和國建立之前即已存在,當初面對西方挑戰而誕生世俗派,支持伊斯蘭傳統並可以透過不同方式面對挑戰者為神權派。奧圖曼帝國時代,為了回應列強的入侵,提倡進行現代化改革的土耳其青年黨因此成立,並且曾經試圖策劃政變恢復1876年的新憲法,即是想將土耳其改造成現代國家,包括建立自由平等和限制蘇丹權力的憲法。神權與世俗是一個粗略的二分法,世俗與伊斯蘭宗教兩個概念並非兩個互不相干的鐵板,也無暗示善惡,在此只是方便描述。

1897年鄂圖曼軍官在伊斯坦堡的畫像,圖片來源:https://goo.gl/QqW6Ja

1897年鄂圖曼軍官在伊斯坦堡的畫像,圖片來源:https://goo.gl/QqW6Ja

 

哈里發制的取消與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

埃爾多安的政治主張,有其歷史脈絡可尋,埃爾多安本身就和穆斯林兄弟會有密切的關係。而穆斯林兄弟會的成立乃是當時政治時空背景下的產物:穆斯林的政治體制受到空前的挑戰:鄂圖曼取消哈里發制度、面對歐洲殖民主義的侵略、加上最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覆滅。

穆斯林兄弟會最初成立時,一來是想探討和恢復昔日伊斯蘭既有的政治制度,思考未來失去哈里發制度後伊斯蘭世界如何面對來自西方的挑戰及西方文明對伊斯蘭文明的影響。二來穆斯林兄弟會其實和土耳其有互動關係的,穆斯林兄弟會雖然在埃及多次被政府針對,但是不少土耳其神權派有加入穆斯林兄弟會,且在土耳其政治有一定的影響力。其中在2013年埃及政變中,埃爾多安就表態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其政黨正義與發展黨,本身就和穆斯林兄弟會有密切關係,他們都有共同泛伊斯蘭主義和新奧圖曼主義的理念,試圖恢復昔日奧斯曼時代穆斯林群體強盛的情況,時至今日他們都沒有放棄過類似的理念。

對神權派來說,土耳其奧圖曼帝國的滅亡或許是意外,土耳其本可以朝著神權政治繼續走下去,廢除哈里發制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他們認為行之已久的制度被廢除,感到無所適從,不知未來政制去向會如何,他們最擔心的就是整個伊斯蘭文化會否因為西方文化的流行而日漸消失。20世紀30年代,正是土耳其世俗改革的時代,凱末爾決心推行世俗改革,以能解決土耳其的內憂外患問題,土耳其後來就成為伊斯蘭世界世俗化過程較為成功的國家,吸引伊斯蘭世界學界的探討和考察,而時代的變化也的確有這個需要令他們思考如何在伊斯蘭教和現代化運動之中取得協調,否則國家會趕不上世界的潮流。

現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圖片來源:埃爾多安臉書頁面

現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圖片來源:埃爾多安臉書頁面

 

神權政治與土耳其伊斯蘭化的興起

對神權派來說,在這個協調過程中,他們既肯定現代化對生活改善的正面影響,但同時強調伊斯蘭教在生活的應用,若然伊斯蘭教沒在生活中延續下去,那等於是一個背棄自身民族歷史、文化的行為,會受到家庭、社會的批評。所以,他們從多方面去重建神權政治,包括選舉政治、教育、宗教、傳媒、軍人等方面。

20世紀50年代,世俗派影響力大減,神權派開始再度抬頭。從50年代到21世紀,半個世紀以來他們透過選舉政治和組織政黨,因應時代的變化不斷探索,最後乃至現在的正義與發展黨。透過人民在選舉投票中授予其在議會的權力,去獲得合法、合憲的地位。為了爭取選民的支持,他們有提出改善經濟,增加就業和刺激經濟發展的主張,而過去土耳其的經濟的確有所改善。

在2002年,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成為全國大多數的黨,意味著土耳其有可能走回神權政治,而且可以說是神權派經歷多次嘗試的結果,此後正義與發展黨在選舉獲得的選票越來越多,直至近年埃爾多安的作風越來越橫行無忌,民間才開始有所猶豫。

在教育方面,土耳其世俗改革後,棄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的奧圖曼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書寫土耳其文,而教科書的內容也盡量以認識世界為主,這除了是希望改革土耳其的風氣,也希望可以加強土耳其自身的競爭能力,刺激社會經濟發展。但近年土耳其多了一個主張,即教小朋友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的奧圖曼文字,本來學習傳統是無可厚非的,但在這個復古風氣濃厚的社會下,難免令人聯想到土耳其想行回神權政治。

宗教方面,土耳其本身管理宗教的部門(Diyanet Isleri Baskanligi),職責是管理全國的清真寺、教士及宗教事務等,它是一個於1924年成立的世俗行政部門,即公務員,將其徹底世俗化。換言之,宗教是由國家控制,而且政教分離原則下,政治和宗教分開處理。20世紀50年代後,伊斯蘭主義興盛,出身宗教學校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現時大約有21至23萬人,宗教老師約13萬人,而管理全國7萬多間清真寺的宗教部門職員約有10萬人。這些宗教力量,包括宗教知識份子和宗教職員,尤在2003年宗教部門擴權後,影響力越來越大。數年前,土耳其議會批准了在初中和高中階段,允許以選修的形式,給學生教授《可蘭經》和聖訓,過去土耳其的教育,是以宗教文化與道德科的形式教育,但現時已開始涉及《可蘭經》和聖訓的教育。宗教教育固然是平常的,但在這樣的環境難免會引人聯想,宗教力量越來越大,而政府越加看重宗教,恐怕使埃爾多安假借宗教之名擴大其權力。

一些民風的改變,也是世俗派和神權派的爭辯主題,土耳其宗教部曾發警告表示,即使訂婚的夫婦,要避免在公眾場合表現過份恩愛。2015年,土耳其發生一名女大學生被姦殺的案件,該名女大學生 (Ozgecan Aslan)是什葉派的分支阿拉維派,在土耳其是少數派別。姦殺事件引起土耳其世俗派和神權派的爭辯,爭辯的主題是女人的形象與伊斯蘭教,當時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先是慰問,但隨後的說話令人意外,他說:「女人是真主委托於男人的」。換言之,埃爾多安認為,那女大學生雖然值得同情,但她表現過於世俗的形象,是導致她被姦殺的原因,暗示那名女生不守伊斯蘭教教義,大有打擊婦女地位和土耳其的婦女運動之意。而土耳其很多神權派在報紙上批評,她的死因不是因為那名男人姦殺,而是因為她腐敗的西方生活方式,甚至指責她是伊斯蘭教異端派別阿拉維派。至於土耳其總統,前任總統阿都拉古和現任總統埃爾多安,其夫人都以身表率,多次在公眾場合穿戴頭巾,以符合國家領袖夫人的形象,在過去的總統夫人是沒戴頭巾出席公眾場合的。

埃爾多安的意圖

埃爾多安是一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他生長在一個宗教氣氛極濃的家庭,他少年時代讀宗教學校,那是一個土耳其教育制度下的宗教學校(Imam Hatip Lisesi)。埃爾多安上大學之後開始從政。他開始加入伊斯蘭救國黨,顯示他從政的理念,本身就是想行神權政治之路。另外當時的社會風氣復古風氣極濃,社會對神權領袖的渴望也對他造成影響。

由於他政教合一的特色很濃,當他1994年擔任伊斯坦堡市長時,人們都擔心他會推行政教合一,但他卻不然,他為了爭取民心支持,著力解決伊斯坦堡的問題,包括水資源、交通、貪污等問題,獲得好評。2001年,他成立正義與發展黨,這標誌著他的成功之路,2002年時他的政黨成為全國最大黨,當選土耳其總理,2014年又轉成為總統。

埃爾多安的目的就是想建立蘇丹 (Sultan)形式的領袖,他不但不滿足於做總統,為了恢復哈里發制度,他甚至曾授意人製造民意,支持土耳其恢復哈里發制。為了建立他心目中的理想伊斯蘭國家,埃爾多安也開始打擊異己:特別是傳媒和軍人。傳媒是監察政府運作,而軍人在土耳其成為看守世俗政治的力量。埃爾多安曾多次針對傳媒,但凡對正義與發展黨或土耳其政府政策有所批評或懷疑,都有機會被埃爾多安視為針對對象。比如之前土耳其《時代報》 (Zaman) 被政府接管,大批民眾在報社抗議,《時代報》本身就和葛蘭教士關係密切,埃爾多安接管就是意味著整治傳媒的動作,只要涉及葛蘭教士的傳媒,埃爾多安就會嚴厲整治,之前土耳其就有兩間報社和電視台以「和葛蘭運動有關」罪名,強行接管,很多批評埃爾多安的記者都被拘捕入獄和問話,2015年土耳其的新聞自由指數,已經下跌至和俄羅斯差不多的級數。

土耳其軍隊在土耳其史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多次政變中,都是因為土耳其越行伊斯蘭化,而都會以凱末爾世俗改革遺訓為名出面干預和糾正,甚至發動政變回到世俗化政變,然後還政於民,可以說軍隊在土耳其的歷史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也因為他們政變後能還政於民,在土耳其享有相當高的民望。土耳其軍隊在建立共和國之初,就已被視為看守世俗政治的堡壘,但凡有士兵進入清真寺,都會被嚴厲警告。然而正義與發展黨的執政,意味軍方和神權派的不和,神權派把軍方視為伊斯蘭化之路的障礙。與此同時,土耳其本身想加入歐盟,為了加入歐盟,就假借改組為名,削弱軍事影響力以向歐盟展示建立文人政府的誠意,同時也成為了執政政府打擊軍隊的機會。

葛蘭教士與埃爾多安的不和

法圖拉葛蘭(Fetullah Gülen)教士本身生於宗教世家,父祖都是從事宗教事業的,但這沒有令他變成一個神權政治家,主要是因為他覺得宗教之間可以和平討論和相處,相信可以跨宗教對話,他認為宗教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協調,可以定義為自由伊斯蘭主義者。他曾譴責恐怖份子假借伊斯蘭教之名行兇,是嚴重影響伊斯蘭教的形象。從性質上,葛蘭教士的政治立場是比較溫和,他雖然是伊斯蘭主義者,但他希望不同宗教與文化之間可以和平共處。

最初埃爾多安頗為倚重他。但後來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埃爾多安開始視之為威脅,因為埃爾多安是一個權力慾極強的人,而葛蘭運動逐漸發展成為全球性的運動,在土耳其的支持者越來越多。葛蘭運動是一個土耳其的公民運動,旨在呼籲人們關心土耳其社會時事,成為一個好的土耳其人、好的伊斯蘭教徒,這與埃爾多安希望眾人皆聽令於他的神權政治主張相異,埃爾多安的性格和葛蘭教士在政治上認知的差異,將會深深影響土耳其的政治發展。

埃爾多安和葛蘭教士的交惡,可以說是這次土耳其政變的重要因素。埃爾多安指責葛蘭企圖透過傳媒、司法、警察的葛蘭運動影響力,圖謀推翻政府,埃爾多安清算的對象,範圍主要是搜索葛蘭教士在土耳其的人脈網絡,而葛蘭教士則批評埃爾多安濫用權力,以權謀私。如果從埃爾多安以政權鞏固為利益大前提去看,其實是有根據的,他針對的對象,是教師、學者、官員、軍人、法官等,全部都是對社會有極深遠影響力的職業,而且都和社會意識形態有關係。教師、學者為其中重災區之一,部分學校被關閉,教師、學者被帶走調查是否和政變有關係,因為葛蘭教士和學界、教育界的關係最深。這些職業的人對埃爾多安的權力具有潛在威脅,而埃爾多安的目的簡單來說就是控制民間思想,確保自己的權力穩固。

葛蘭教士,圖片來源:葛蘭教士臉書頁面

葛蘭教士,圖片來源:葛蘭教士臉書頁面

 

然而,不少民眾支持埃爾多安,多少是因為他早年累積的努力成果,支持埃爾多安的人,也即支持正義與發展黨的人,主要分佈在土耳其中部,這裡的發展不高,而且多是基層居民,他們認為埃爾多安比其他土耳其總統較能理解和親近基層民眾的生活。埃爾多安上任,的確改善過基層民眾生活,以及社會交通網絡,被視為是肅貪的象徵。

事實上,埃爾多安本身也有貪污新聞,只不過支持者以功過相抵銷的角度去看待他。因此儘管自由空間越來越縮小,這些基層願為他辯護,主要是他們多是埃爾多安成功經濟政策下的受惠者。在大城市,比如是這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就可能會對埃爾多安有些質疑,因為他們的教育程度較高,而且會對現實政治有些思考,覺得土耳其政府近年越來越嚴厲控制人民,擔心土耳其會重行神權政治的時代。這些人多是中產或生活環境較佳的人,可以說,這次政變,也帶有貧富懸殊因素。

新奧斯曼主義下的外交轉向

過去土耳其被視為伊斯蘭世界中世俗化最成功的國家,因此吸引不少伊斯蘭學者探討和研究土耳其模式的政治,特別在現代化速度這麼快的年代,如何能巧妙地和捍衛伊斯蘭教中取得協調,是伊斯蘭政治學家的關心問題。

然而這次政變,等同打破了以往世俗和神權兩派既有的權力地圖,神權派完全在絕對超然的地位之上,除非世俗派有較強的意志肯嘗試在更惡劣的環境下爭取,否則神權派未來在土耳其都會有絕對的優勢地位。土耳其模式或許在政變失敗下,已經劃上句號。

政變雖然失敗收場,越來越多人被牽連在內,埃爾多安權力更加鞏固,但因為土耳其這次政變及政變後的情況,令土耳其勢必難以申請入歐盟。由於埃爾多安是伊斯蘭主義者,權力得到鞏固後,土耳其只會繼續走上現代神權政治,加上政變之後,埃爾多安更進一步準備恢復死刑,這些舉措將和歐洲價值觀越來越遠。其實埃爾多安手段越加強硬,應該是做好和歐盟關係惡劣的打算,因為對他來說,外交政策上中東比較重要,他是新奧圖曼主義者(Neo Ottomanism),也即是重新發揮土耳其傳統對中東的影響力。

在新奧斯曼主義下,土耳其將會和伊斯蘭國家走得更近,重新回到中東的國際政治場域,而事實上這些工作早在數年前已經開始出現,比如土耳其積極加入打擊伊斯蘭國,關心巴勒斯坦人的權益等,這些都是土耳其想重新發揮昔日奧圖曼帝國的輝煌。但因為強調了伊斯蘭色彩,會和歐洲關係有些改變。神權派本就指責歐洲生活方式影響土耳其人民逐漸腐敗墮落,現在入歐盟可能失敗,變相等於是他們在文化路線上獲得勝利。這班神權派日後推行政教合一會無後顧之憂,而軍人在被嚴厲整治之後,恐怕再也無法挑戰神權派的地位。

土耳其重新靠向宗教的做法可能在伊斯蘭國家會獲得好感,他們認為土耳其終於能真正回到真主之道之上,一些伊斯蘭主義者認為人間的法律並不完美,只有天啟經典的法律,即伊斯蘭教之憲法才能解決任何問題,是沒有任何人為的缺陷。

現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圖片來源:埃爾多安臉書頁面

現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圖片來源:埃爾多安臉書頁面

 

然而宗教不等同於政治同盟。土耳其要重新強調和中東的關係,而新奧斯曼主義的野心勢必和沙烏地地阿拉伯有衝突。這衝突現時其實已經在打擊伊斯蘭國的事情上顯現。無疑,作為伊斯蘭教國家領袖,打擊伊斯蘭國是他們的使命和責任,但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已經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當地,為了爭取擴大自身的宗教派別勢力範圍,互相算計對方,現在還要多了一方土耳其。

對阿拉伯人來說,土耳其是昔日奧圖曼帝國的哈里發,曾經擁有伊斯蘭教聖地麥加和麥地那的監護權。現在土耳其重新強調中東的影響力,埃爾多安又是神權主義者,難免會引起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的戒心。沙烏地阿拉伯近年在朝聖和防恐方面,已經被人指責工作不力,加上在麥加聖城大興土木,被指有違宗教聖城的本質,在「兩聖地監護人」地位上開始有些動搖。未來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的矛盾,恐怕會日益明顯。

由於土耳其想重新發揮對中東的影響力,目前看來是要採用兩面手法,利用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的惡劣關係。好比去年的葉門北部戰事,土耳其支持沙烏地阿拉伯軍事行動,但又繼續和伊朗召開高層會議。

土耳其這次政變,可能是近代土耳其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政變,如果事情這樣發展下去,也許在土耳其100周年國慶(2023)前,在內政上和外交上回到類似100年前的神權政治時代並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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