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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世界需要思想變革嗎?

阿拉伯之春時,利比亞的示威者集合在貝達。圖片來源: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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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年以來,恐怖攻擊的新聞不時映入公眾的眼簾。近兩年不少個案都和恐怖組織伊斯蘭國有關係,不管是伊斯蘭國自己策劃或是主事者宣稱受到伊斯蘭國啟發。加上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這些事件甚至令公眾譴責伊斯蘭教,把伊斯蘭國和伊斯蘭教混為一談,進而又引起社會對文明和宗教的喋喋不休。

然而伊斯蘭教和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的關係絕非單純名稱相似或者恐怖組織受到宗教啟發如此簡單粗糙,而有複雜交織的脈絡與連繫。穆斯林群體(信仰伊斯蘭者)在反恐戰爭後處境艱、以伊斯蘭為名的恐怖組織在戰爭中可謂生生不息,而伊斯蘭教則受到許多非難和挑戰。在今天我們不禁問:是什麼導致今天這樣的情況,以及伊斯蘭教或穆斯林群體需要一場變革?

賈比爾為化學引進了實驗法,開創了化學及香水產業。圖片來源:wiki

賈比爾為化學引進了實驗法,開創了化學及香水產業。圖片來源:wiki

911後穆斯林群體處境惡劣,難民遷徙產生文化衝突

自911起,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經常因為這些極端組織策劃的恐怖襲擊,而被標籤為「恐怖份子」、「恐怖宗教」、「殺人如麻」等負面詞語。2014年後因伊斯蘭國之禍被迫移民歐洲的難民,他們在歐洲生活都間接地受這些極端份子在形象上的影響,受到一定的歧視跟責難。儘管許多人不斷批評這些極端份子不代表他們、譴責這些極端份子行為殘暴,也難以改變公眾的既定印象。

戰爭短時間內恐怕不易結束,而難民在移民國,特別是歐洲,所產生的問題不僅僅是資源分配上的,還有文化上的。醫療、教育、就業、住屋、社會福利等可能有辦法透過政策解決,文化差異則複雜許多,甚至引發政治的危機。

一些難民把在原鄉的伊斯蘭教生活帶來歐洲,仍希望在歐洲以原來的伊斯蘭法(Hukum Islam或者Shariah)去生活,比如有人主張在歐洲推行伊斯蘭法,而穆斯林人口越來越多的時候,就令歐洲人覺得是文化危機。現時難民問題成歐洲眾矢之的,難民問題在歐洲已經和恐怖襲擊問題掛勾,隨著恐怖襲擊個案越來越多,越成為歐洲政治火藥庫,稍不小心兩個問題都有可能會導致更大的政治危機。

默克爾 (Angela Merkel) 就是很好的例子,儘管很多恐怖襲擊發生在德國,但她無意修改難民政策,結果引來更尖銳的批評,令人重新檢討歐洲是否有必要再繼續接收難民。有的主張繼續收留難民,但希望他們能融入歐洲生活;有的則主張將他們遣返原鄉,因為歐洲沒有義務負擔他們因戰爭引起的人道問題。種種跡象都顯示今日穆斯林群體受到不小的壓力。

穆斯林群體復古改制風氣盛行

另一方面,除了穆斯林難民問題外,穆斯林還面對現代文化和捍衛傳統文化之間的掙扎,同樣地被人以刻板印象給予負面標籤。

但在一定程度上,捍衛伊斯蘭教傳統文化本身就是自己宗教身份認同濃厚而作出的表現。不過有些國家本身是世俗國家,但隨著近年訊息傳播方便和科技進步,以及出於政權上的鞏固,這些國家越來越開始和伊斯蘭主義走近,而且在其國內這些伊斯蘭主義思想佔有一定的市場,比如土耳其、馬來西亞、汶萊、馬爾地夫等,近年都出現強調宗教政治在國家的重要性,並表示擔心現代西方文化正侵蝕伊斯蘭文化,特別是年輕人越來越開放的思想會影響社會風氣。

土耳其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總統埃多安(Recep Tayyib Erdogan)近年來越來越強調伊斯蘭教在國家政治的地位,政變後他大肆清算和政變有關的人,意圖除去世俗派和反對派勢力,為推行神權政治而鋪路。其實土耳其在20世紀50年代,已經開始有神權政治的抬頭,當時世俗派開始有點大不如前,神權派認為奧圖曼帝國滅亡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想延續奧圖曼時代的伊斯蘭文化,以捍衛伊斯蘭文化為己任。步進現代,他們認為社會改變,西方文化侵蝕年輕人問題嚴重,是時候要重新強調伊斯蘭文化在土耳其的重要地位。

馬來西亞雖然是多民族文化的國家,但現任首相納吉及其政黨巫統經常有意無意地提出宗教課題,其實三十多年前,前任首相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mad)上任的時候,馬來西亞已經開始有伊斯蘭政治抬頭的現象,比如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的興建、哈迪阿旺的政黨鬥爭伊斯蘭化等,只是近年比較明顯一些。近年馬來西亞出現很多和宗教有關的時事,例如清真火車、清真航空(Rayani Air)、回教黨(Parti Islam SeMalaysia)的伊斯蘭法執行爭議等,每次都引起宗教和種族的爭辯,令人擔心馬來西亞會否變成如沙烏地阿拉伯般保守。

汶萊近年則推行伊斯蘭法治國,皇室一則想符合「馬來伊斯蘭君主制」(Melayu Islam Beraja)之國本思想,二則想鞏固皇權為他日太子登基作好準備,但此法引起國內華人不滿,比如齋戒月就要求非回教徒不可開餐廳,聖誕節的聖誕飾品和華人新年的舞獅也比以前嚴格管制,有些思想開明的馬來人(包括部分公務員)亦私下批評過這樣做法對宗教和種族和諧不利。

馬爾代夫近年有加強伊斯蘭法的執法,面對水位上升對馬爾代夫的威脅,他們覺得馬爾代夫將要沉沒是真主對他們做錯事情的懲罰,真主懲罰他們文化上過度開放(比如過去旅遊區會見到有人飲酒,不過現在管制較之前嚴格),是真主降示的警戒,要他們回到伊斯蘭之道上。

印尼亞齊省目前嚴厲執行伊斯蘭法,連非穆斯林也要遵守,同樣是因為他們相信2004年海嘯一事上真主降示的懲罰,警示他們放棄伊斯蘭傳統的沉重代價。加上他們要有別於印尼雅加達政府,他們向來就覺得亞齊是一個獨立的區域,有自己的文化和歷史,受惠於行政劃分近似於獨立的特區,印尼亞齊省近年得以越加全面執行伊斯蘭法。

全球類似這樣的例子有許多。在部分穆斯林眼中,行使真主之法是他們的責任,認為是美好的事情,可以解決社會不公義的事,因為他們相信人為法律不完全,天啟(Wahyu)法律補足人為法律的不完美。

反過來說,非穆斯林則認為在21世紀還提出政教合一,思想不合時宜,擔心非穆斯林生活在這些國家,能否受到公正的保障,甚至經常將這些例子和極端組織聯想在一起,在當地社會不少爭議。然而不是所有穆斯林支持政教合一,有些開明的穆斯林,特別是年青的一代也覺得,在21世紀社會,宗教應和政治分開處理。

土耳其總理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圖片來源:wiki

土耳其總理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圖片來源:wiki

伊斯蘭極端思想的由來

其實伊斯蘭教很早期就有思想改革運動,但不顯著也不廣泛,那叫「伊智提哈德之門」(Gate of Ijtihad),意思是用理性獨立地解釋《可蘭經》和聖訓的法律規則,包含創新成份來回應時代的挑戰。伊智提哈德之門後來成為和什葉派關係更加密切的思想改革運動,起因在公元10世紀後,遜尼派的神學思想越來越傾向傳統(Taqlid),即嚴格因循前人教訓而制定的法律。

遜尼派當時認為四大教法學的學說差不多已經完善 ,又擔心教派眾多會造成學派衝突越加嚴重,需要使用當地習俗(Urf)來緩和宗教與法律的衝突。加上擔心削弱伊斯蘭法的權威地位,故後人多以因循的方式去解說伊斯蘭法,被神學家視為關閉了這度伊智提哈德之門,長達數個世紀之久。

雖然遜尼派捍衛了伊斯蘭法的權威,但某程度上可以說是局限了伊斯蘭世界的改革,理性思考受到抑制。此後數個世紀,遜尼派教法學家在面對法律問題的時候,都多傾向在經訓中尋找答案,而少有使用理智思考尋找全新解決問題的方式,直到今日仍有教法學家是使用這個方法。

伊智提哈德之門至近代才開始改變,一些人開始重新發展這個理智釋法運動,不過僅局限在家庭法方面,暫時做得最多的是敘利亞和突尼斯。距離真正令伊斯蘭教有全面的宗教反思運動,仍然相差甚遠。現今的伊斯蘭教國家,多把《可蘭經》和聖訓視為不可挑戰的權威宗教地位,因而在伊斯蘭法上也跟著這個步伐去制定,例如推行伊斯蘭法治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和蘇丹。當然當中有些國家帶有鞏固政府權力的目的。

事實上,影響至今深遠的,是由罕巴利教法學派(Mazhab Hanbali)的泰米耶思想(Ibn Taymiyyah Thought)、瓦哈比思想 (Wahhabism)、乃至蓋達主義 (Al-Qaedaism)一脈相承的思想系統。

阿巴斯王朝時,罕巴利(Ahmad ibn Hanbal)見朝廷腐敗,國家衰落,提出回到宗教之本上去解決國家問題,而開創罕巴利教法學,即更嚴格和純粹採用《可蘭經》為國家憲法。蒙古人入侵後,阿拉伯文明受到嚴重摧殘。泰米耶眼見蒙古人入侵,國破家亡,乃秉承罕巴利思想,提出回到《可蘭經》之道上,希望從改革宗教上使國家重新振作。

同樣的在18世紀時,阿拉伯半島的瓦哈比也提出類似主張。他的年代,內有宗教腐敗,人們漸忘記伊斯蘭教教義,外有奧圖曼帝國和歐洲列強的鬥爭,於是他秉承罕巴利和泰米耶的思想,提出認主獨一思想(Tauhid),希望呼籲人們重新記得伊斯蘭教教義,他更相信這樣的方法可以解決當時阿拉伯面對的問題。

及至近代,蓋達主義的誕生,其思想都是秉承著瓦哈比及其前代推崇淨化宗教主義的學者,包括罕巴利和泰米耶,再加上受到阿富汗被蘇聯入侵,以及波斯灣戰爭時美軍經過沙烏地阿拉伯進入科威特兩件事件的影響,因而主張用更極端的宗教思想,提出把非穆斯林驅逐出穆斯林之地,建立以伊斯蘭法為憲法的國家,遵循先代聖賢之訓以捍衛伊斯蘭文明。

簡單說,極端主義者正是用「內憂外患用宗教解決問題」這個模式,來展開極端宗教之路。

極端組織的發展跨國界,卻也在地化

極端組織的發展有個特色:按當地國家的歷史發展,以跨國侵略的形式,成立極端宗教組織。從阿蓋達(Al-Qaeda)、塔利班(Taliban)、高加索伊斯蘭酋長國(Caucasus Emirate)、索馬里青年聖戰士運動(Harakat al-Shabaab al-Mujahideen)、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印尼伊斯蘭祈禱團(Jemaah Islamiyah)、博科聖地(Boko Haram),乃至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等都是採取類似的方式。

比如蓋達、塔利班橫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利用阿富汗人對西化的不滿及伊斯蘭主義情緒高漲;高加索伊斯蘭酋長國橫跨達吉斯坦、車臣等高加索地區,利用當地居民的反俄情緒,以及對伊斯蘭民族身份認同的高漲;索馬里青年聖戰士運動橫跨索馬里和肯亞,利用索馬里政府的統治失敗、肯亞境內的索馬里民族認同,以及當地氏族政治權力過大去發展。

阿布沙耶夫橫跨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伊斯蘭祈禱團橫跨印尼和馬來西亞、新加坡,兩者皆利用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政治腐敗,以及部分穆斯林希望以伊斯蘭法解決貪污腐敗和貧窮問題去發展;博科聖地橫跨尼日利亞、喀麥隆和查德,利用尼日利亞南北宗教分治、貧窮懸殊嚴重、以及歷史上傅蘭尼族(Fulani Holy War)聖戰之民族史認同去發展;甚至伊斯蘭國橫跨伊拉克和敘利亞,亦利用敘利亞人反阿薩德統治、伊拉克人遜尼派(Sunni)和什葉派(Shia)對立、以及阿拉伯之春求變情緒去煽動他們支持伊斯蘭國。即使是抱著以復國救民為己任的哈馬斯 (Hamas)、真主黨(Hezbollah)和法塔赫(Fatah) ,也都是在「內憂外患用宗教解決問題」這個模式去發展的。

阿拉伯之春時,利比亞的示威者集合在貝達。圖片來源:wiki

阿拉伯之春時,利比亞的示威者集合在貝達。圖片來源:wiki

伊斯蘭世界需要思想改革

針對現時面對的伊斯蘭世界與國際局勢的關係,伊斯蘭教的確需要一場宗教思想革命,而這場宗教思想革命早就在不久前有人提出,比如穆斯林兄弟會(Ikhwanul Muslimin)創辦人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的外孫他力華馬丹(Tariq Ramadan),他曾提出現時的伊斯蘭教面對的不僅是宗教發展,而是宗教本身的思想問題,必須要有一場能解決宗教思想對宗教未來發展的運動,方能徹底解決伊斯蘭教與全世界的關係。

所謂的宗教思想革命是如文藝復興那樣的革命,借宗教反思運動將不利宗教發展的元素清除,然後強調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宗教思想革命的目的,就是除了想宗教重新振興之外,同時要嘗試結合時代變遷,提出值得鼓勵發展的地方,而不符時代的地方則予以屏棄。

現時伊斯蘭教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思想方面,包括未能與時並進、限制和忽略人的本性,這些思想問題影響伊斯蘭教的名聲。宗教思想革命,同時是一個審視宗教與世界變化互動的機會,現時伊斯蘭教面對的問題是,太多人假借宗教之名行惡,並且還足以跨國界。

借這個機會,強調教育人互相尊重和欣賞對方不同的文化,加強文化交流,在獲得別人尊重宗教之餘也應學會尊重別人的文化,因為文化是雙向的。這看似是簡單,要全體穆斯林一起做可不容易的,這講的不是單獨的個人或國家,而是要整個伊斯蘭世界都要有這樣的反思運動,涉及的地域和民族相當多、遼闊,工程可謂浩大。

單是這樣的個人宗教思想啟蒙運動,在基層教育就要付出很大的心思,而且至少要一代至兩代人才能勉強做出些少的成績。真要在整個伊斯蘭世界興起這樣的宗教反思運動,至少要花一至數個世紀才行。當年的文藝復興,至少都要1至數個世紀。這還未包括學校教育和社會風氣方面的反思,學校教育和社會風氣的反思,是最能根本地解決目前伊斯蘭教面對的思想問題,但也是最困難的一部分。可是如果能克服這個問題,那麼未來的伊斯蘭教就有可能重新發揮昔日文化輝煌的能力。

因為有些比較保守的國家,會在制定教育課程的時候,把他們比較傾向的宗教教育方式,灌輸給學生,而思想往往就是在教育中慢慢培養出來的。

要達到伊斯蘭教啟蒙運動,其實適當地在課程中引入批判思考,令學生對宗教現狀反思,在捍衛傳統宗教文化之餘,也令他們認識伊斯蘭教和國際社會的互動,令他們對宗教有理性的情感,進而在社會上有正面的貢獻和影響,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現時伊斯蘭世界,宗教元老對學校教育和社會風氣的影響力相當大,他們對宗教的研究及時代變遷下的協調,會發表具權威的教令 (Fatwa),而這些教令往往影響相當大。但正因為他們的過度守舊,未能與時並進,忽略了人在現實生活的本性、局限了社會的發展,以致人們在強調傳統和時代變化中不斷痛苦掙扎,連生活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穆斯林有時都受不住而要站出來發聲,特別是婦女權益和社會地位,更是引起關注。

因此應該將這些慢慢由地區凝聚成全國的宗教力量,加入一些具關懷人文和批判反思元素,使之可以適應現代社會,從而長遠地消除影響世界的極端思想,還他們一個寧靜、自由、和平的生活。這遠比以戰爭、接收難民來得更根治問題,但更任重道遠。這不期望伊斯蘭之間的教派衝突可以即時解決,但至少應以團結解決極端思想為首要任務。

伊斯蘭終究得仰賴穆斯林社群自己改革

單單批評「並非只有伊斯蘭教才有極端思想,其他宗教也有類似的極端思想」是不足夠的,他們穆斯林還要站出來顯示他們希望伊斯蘭教有改革之心和決心清除極端思想,因為今日的伊斯蘭世界局勢,也只有靠他們自強才能解決一系列的文化崩潰危機,長期依靠外國協助解決問題並不能使他們變得更強大,問題反而會繼續惡性循環。如此,國際社會方能會對伊斯蘭教改觀,真誠地重新和伊斯蘭教建設這個世界,恐懼伊斯蘭 (Islamophobia)問題自然會慢慢減少,因為文化交流是雙向的。

近年開始有些穆斯林,主動走出來和其他宗教信徒站在一起譴責暴力,比如法國教堂神父被極端份子割喉殺死一事,就有些穆斯林出席教堂彌撒,共同譴責暴力之餘,也願付出心思與天主教徒相處,以示團結。這是很好的,比起拒絕和非穆斯林相處、甚至「非我族類必誅」之徒更顯得有誠意去化解文化衝突問題。

但長遠而言,思想還是重要的問題,根治宗教思想面對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樣,才能改善伊斯蘭教的形象,而這些思想革命,也必須要由穆斯林親身去做,才能起到改革的作用。正如梵蒂岡教宗方濟各 (Pope Franciscus)表示,不應將伊斯蘭教與暴力劃上等號,但這是外界的人主動顯示宗教和平相處的誠意,不一定期望每個人都能做到,但至少穆斯林自己主動去解決問題。事實證明,中世紀基督教面對的問題,由基督教徒主動去解決問題,配合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推陳出新,因而使歐洲文化成為影響世界深遠的文化。

一個美國民眾在示威抗議中高舉反伊斯蘭的牌子。圖片來源:wiki

一個美國民眾在示威抗議中高舉反伊斯蘭的牌子。圖片來源: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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