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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經濟新政:崔氏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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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談到韓國[1],總是充滿自負與自卑,那種感覺就好像中學時成績比你差的同學,大學卻考到前三志願一樣。的確,韓國從1960年代被美國評比為「無工業發展能力」,到如今被視為挑戰日本與中國的東亞小霸王,實在是令台灣人吃味。於是在新聞中,充滿台灣對韓國的羨慕、嫉妒、嘲諷,最後淪為台灣政府威脅你接受FTA的議題。因此我希望在這篇文章,提供一些當前韓國的經濟新政,希望讀者能夠從這些事實,思考台灣的經濟應該何去何從。

韓國新任的副總理崔炅(音同囧)煥,在總統朴槿惠的授權之下,開始主導韓國的經濟改革,相關的改革政策被國際媒體稱為崔氏經濟學(Choinomics)。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崔炅煥,同時也兼任企劃財政部長,過去曾擔任工業與能源部長,並連任三屆國會議員,甚至也曾任執政黨的黨鞭,有點類似「紙牌屋」裡的主角Frank Underwood。這種政治歷練完整的老手,與僅僅是事務官出身的政務官,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個人認為,「政治老手」與「老事務官」的最大差別,就在於願景的設定,以及如何獲得政治支持。崔氏經濟學與朴槿惠的總統競選政見有相當大的關聯,當時韓國的在野聯盟批判執政者新世界黨太過依賴財團,朴槿惠立即提出「經濟民主化」的概念,向選民承諾當選後會致力將經濟成長的果實,分享給多數的國民。

這項政見成為執政黨連任的關鍵,但經濟果實要怎麼分?也成為朴槿惠就任一年來最大的政治危機,韓國人民近年來的抗議與工會運動風起雲湧,政見跳票在韓國是一件相當嚴重的事情。於是崔炅煥從今年6月開始提出一連串的改革政策,為了不要讓大家讀起來像流水帳,筆者整理成三個重點:

一、家戶所得是經濟改革的目標

很多媒體覺得崔氏經濟學與安倍經濟學很像,但兩者的重點根本不同,安倍的改革目標是重振企業的競爭力,但崔氏的目標是解決韓國的失業與低薪問題。因此,崔炅煥的政策是促進家戶可支配所得(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成長。所謂的家戶可支配所得,就是一家人的總體收入,扣掉賦稅後的薪資淨額(net pay)。簡單的來說,就是實際上有多少錢可以負擔一家子開銷。

目前韓國的家戶一年可支配所得約為18,035美元,低於OECD平均標準的23,938美元(台灣約在標準左右)。然而,韓國的人均GDP為26,000美元左右,對比家戶可支配所得,相差有8千美元之多。同時,如果我們把家戶平均負債[2]算進去,可以發現所得與負債的比例高達164%,即使是信用寬鬆的美國也不過才120%。

由上面的數字可發現,韓國人民的生活壓力相當大,經濟果實未妥善分配在基層勞工與中產階級身上。導致韓國的出口表現,與國內的消費市場呈反向發展。國內市場衰退,使GDP成長率遲緩,即使韓國簽再多的FTA也助益不大。因此,崔氏經濟學提出政府應設立標準,只要大企業為員工配股,並提昇股息分紅,就可降低資本利得稅。更精確地來說,目前韓國企業的股利發放率(Dividend payout ratio)只有10%,也就是公司靠股票賺到的錢,只有少數運用在加薪或分紅。但只要這些企業願意把發放率提高到50%甚至更高,韓國政府就願意給予優渥的租稅優惠。

二、中小企業成長是改革的手段

韓國是一個重視長幼尊卑的社會,演變到商場上,中小企業有如辛酸的家臣,往往是大財閥壓榨得對象。例如,當三星的財報數字亮眼時,旗下的供應商卻呈現赤字,甚至裁員。此外,年輕人之所以響往進入大企業,最大原因就在薪資,中小企業的薪資,僅有大企業起薪的一半,在過去甚至只有三分之一。這也形成韓國社會普遍壓力大,薪資差異間接助長貧富不均。

韓國總統朴槿惠上任之初,就將中小企業成長列為施政重點。韓國的中小企業佔全國企業總數的90%以上,對於GDP的貢獻超過50%,但在韓國政府長期偏重財團與集中資源補貼的情況下[3],中小企業的競爭力日益衰退,甚至出現財閥外購零件而使本國供應商倒閉的情事。

因此,崔炅煥首先調降利率,擴大民間資金的流通,同時提出41兆韓圜[4](約38億美金)的振興經濟方案,用意就在刺激景氣循環。但與安倍經濟學最大的差異,就在於韓國振興國內市場,不是為了大企業,而是為了使中小企業復甦。因為韓國的前三大財閥,其主要市場幾乎不是本土,而是國際市場。若要改善前述的家戶所得,其正本清源之道,就是擴大內需。未來韓國政府將不再把產業振興政策放在出口,而是著重在國內的服務業,如觀光、醫療與金融等。

最後,崔氏經濟學的經濟思維與安倍經濟學截然不同,日本的問題在於大企業對外擴張的能力不足,國際資金對於日本封閉的市場的也興趣缺缺,導致經濟動能喪失。但韓國的問題正好相反,一個出口年年成長的經濟體,但GDP成長卻逐漸下滑,同時,失業問題與人口老化[5]快速摧殘經濟動能。崔炅煥要解決的不只是韓國市場結冰的問題,也是面對韓國社會瀕臨崩潰的隱憂。

因此,崔炅煥重視家戶所得成長與中小企業振興,對於韓國來說,現階段的重點不再是創造下一個國際品牌,而是如何讓青年與中小企業,成為未來韓國經濟的支柱。回頭看看台灣,當我們羨慕韓國擁有巨大財團與眾多FTA支持的同時,韓國卻開始抓緊台灣人忽略已久的中小企業。韓國有許多值得我們參考的經驗,但經濟政策的制定,應該先審視國內的社會經濟問題,而非一味的羨慕與模仿。

腳註:

[1] 筆者不喜歡用北韓或南韓,就歷史與政治的演變,北韓應稱作朝鮮,南韓應稱作韓國

[2] 如貸款、預借等開銷

[3] 朴槿惠政府已經提出「財閥改革」,從公平交易法與反壟斷法出發,避免財閥壓迫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希望藉此改善過去朴正熙時代開始的出口補貼與政策偏袒,但許多保護財閥措施至今仍難以消除。

[4] 約38億美元,大概是韓國GDP的0.1%,相比美日兩國的經濟刺激方案非常少,但以財政較保守的韓國政府來說,算是具象徵性的舉動。

[5] 韓國的失業率在近兩年保持在3.5%左右,但從2014年開始有逐漸接近4%的趨勢,其中以大學生失業率高達6%以上最為嚴重。另外,目前韓國老年人口約12%,但預計在2040年,老年人口比例將成長至32%,現階段的勞動力優勢將大幅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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