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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國不接受:南海仲裁背後的中國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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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仲裁案裁定出一個不利於中國的結果,並且如同預料中國祭出強烈的立場,中國民眾,黨媒,以及官方一致高呼中國的「四不」立場: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不執行仲裁結果,揚言國土一點也不能少,甚至不惜一戰也要「保家衛國」。

中國人普遍認為國際法庭是由西方國家所操縱,所有仲裁的目的是為求符合西方國家利益而進行的,甚或乎國際法(聯合國海洋公約)也是西方國家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設計。對中國人來說,南海仲裁案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日兩國)害怕自己在亞太的利益被侵犯,而千方百計想打壓中國的其中一環,仲裁一定不會有利於中國。

究竟為什麼中國會敵視國際法庭,認為國際法庭偏袒菲方,又是為甚麼中國人特別看重主權呢?

 原因無他,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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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透徹了解民族主義,我們應該對民族一概念劃下清晰的定義。研究民族主義多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榮譽退休教授Anthony Smith的研究指出,民族是一種現代社會的新群體和身份認同,其構成建基於數項特徽:1. 自古以來形成的領土。2. 共同的歷史、文化(如文化、傳統),以及意識形態。3. 共同享有的權利和義務 以及 4. 共同構成的經濟制度。

 在這明確的框架下,不難推測到中國民族主義興盛的原因和中國的歷史、文明、中央政府政策以及現在的國際格局有關,而這些原因更環環相扣。

  華夏文明是世界最古老文明之一,文化底蘊之深厚無遠弗屈。中國的文字、思想體系獨成一家。中國所獨創並維繫了上千年的體系在過去一直巍立於亞州,中華文化一直處於優越的地位,而中原人亦未有正視其他民族,視未受華夏文明洗禮的外族為蠻夷。春秋時期所倡導的「夷夏之防」恰恰反映國家的造成是建基於國民間享用的共同文化(亦即指假如匈奴人在漢朝晚表示願歸順華夏,他們在受教化後會被視為中國的一員;或胡人主動與傳統文化融和),而不是民族。

 但至宋代起,中國北方先後出現遼、金、蒙古三大由外族造成而又能夠威脅到中國的國家,當中金、蒙更分別使北宋以及南宋亡國。三大強權的出現威脅到中國人自古以來因的優越地位,亦使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承認外族不下於中國的地位,願意和他們平起平座。宋明二代與外族決戰而敗的衝擊,使國民第一次認知到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衝突和分歧。加上對中華文明一直存在的擁護和歸屬構成了中國民族。我們耳熟能詳的「崖山之後無中國」和在嘉定和揚州堅決不向滿族低頭的國民正正宣示「民族」這一概念植根在在中國人心中。

 但歸根究底甚麼原因使民族主義在中國萌牙生長呢?清末外交官李鴻章的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巨變」可以概括得到這個原因。正如前文所敘,中國的地位對國民而言一直祟高,儘管在宋明二代的衝擊使國民意識到民族的存在。然而輕視西方國家這種心態從清室自居「天朝上國」,視容許洋人在華通商為「嘉惠遠人」仍可見一班。

但至19世紀中,隨著與洋人往來漸多,加上面對兩次鴉片戰爭和平定太平天國起義的挫折,國民開始仰幕西方科技以及他們對各方面知識的了解,承認中國在技術方面上不如西方,因而開始推行洋務運動(儘管在運動初期仍保留著對華夏文化感優越的特徵,如士大夫魏源在海國圖志所倡導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以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意識形態)。洋務運動推行了三十年,但清廷於甲午一役仍被同為亞洲國家的日本大敗。50 年間簽訂了多張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領土、司法、財政權益莫不被列強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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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五族大同是其前身)的宣傳單張;來源

 由引以自豪的「天朝上國」淪為被列強欺晦的對象,造成了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現實上極大的衝擊,激起了知識份子以及民眾救亡圖存的愛國熱情。及至20世紀初期,部分國民開始認為只有建立一個近代民族國家制度,完全摒棄舊有封建制,追求民族平等的原則才能使國家富強起來,不再受列強擺佈。這也是為何在立憲運動中梁啟超提倡「五族大同:憲政之基在弭隱患,滿漢之界宜歸大同;放棄滿洲根本,化除滿漢畛域,諸族相忘,混成一體」,三民主義其中「一民」是民族,為何我們在五四運動第一次聽見「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這正正標示著國民從原來對華夏文明的歸屬慢慢變為中國民族這一認同,亦確立了中華民族的定義。

 其後的種種民族危機,以及國共兩黨積極渲染「反對帝國和殖民主義」以及推行國恥教育的政策亦進一步催化了國民對自己民族的認同,中國民族主義至20世紀中業大致上而成形。簡單而言,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在一次又一次被侵略的時勢下出現的產物,以Smith教授的概念來說,中國人的共同歷史和意識形態本質上就是對西方充滿敵意,希望國家可以富強,不被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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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撇除這些歷史因素,中國政府在過去推行的「國恥教育」對國內的民族主義亦起了推波助欄的作用。1989年天安門事變後,中共的統治合法性大為削弱,中央政府千方百計希望鞏固其統治,因而大力推行「國恥教育」,透過強調中國近百年所受的恥辱,宣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大肆宣揚在其執政下如何可以使國家壯大,保衛主權,抹去國恥,吸引民眾支持。中央政府的政策正正是把一批批民族主義者轉化為其最忠誠的支持者。

 在這樣的背景下,伴隨中國的官方政策由過往鄧小平時代的外交策略旨在「轁光養晦」,偃旗息鼓,改變為胡溫時代的「和平崛起」,宣示中國的國力已足以登上世界舞台(在外交策略轉為進取部分原因就是透過在對外事務取態上的轉變從而滿足國民的民族主義),符合了民族主義者對國家可以在國際事務上佔一席之地的期許。

 至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更高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接二連三地推出多項外交戰略,向外拓展影響力,就主權問題採取強硬的態度。國際格局上的主動與一世紀前的被動形成極大的對比,使民眾大為自豪,亦堅定了他們抹去國恥,民族復興等信念,為中國民族主義助燃。與他國交涉的成功固然會令到民族主義者深信自己的想法。但哪怕中國在國際事務(或保衛國家主權完整)上受挫,同樣會迅速勾起了國民的排外情緒,令國內的民族主義被激化。這在2012年8月就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國有化」後所引爆的52城市反日暴動就清晰可見。

 同一理論可以套用在是次南海仲裁案。仲裁案對中國而言關乎的是國家主權,關乎中國在南海進行所有活動的合法性,而申訴方菲律賽的盟友卻又是日本、美國等被民眾定性為「反華」的國家。在這樣的前設下,仲裁案自不然會被視為是西方國家試圖阻止中國發展,試圖在中國領土獲得利益的手段之一,亦解釋了為何中國民眾從一開始就對仲裁案充滿不信任。歸根究底正正是因為民族主義,在中國人民眼中,南海仲裁案,釣魚台被國有化,以至任何軍艦在南海行駛都等同於19世純末列強對華的剝奪,使國民感屈辱,並誓志要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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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流傳的中國漫畫,表明不認同南海仲裁案的法律效力;來源

 南海仲裁案不但反映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特徽,與此同時亦使中國民眾更堅信「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一說,使更多民眾推護民族主義,更看重民族的整體利益。展望將來,伴隨中國崛起必然與他國存在無可避免的衝突,中國民族主義只會越演越烈,而南海仲裁案卻只是其中一支催化劑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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