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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荷蘭國內針對歐盟是否與烏克蘭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進行公投,這項名為您贊成或反對通過《烏克蘭與歐盟聯合協議》的公投,其中有61%的人投了反對票,而38%的人投了支持票,但仍需歐盟其它會員國表態反對才有機會否決,故機率可能不高。

馬來西亞東部的砂勞越州即將舉行大選,砂勞越獨特的歷史與人文環境深深地塑造這個地方的政治走向,並且近幾年的本土運動,反對馬來西亞主流政黨的政治架構,尋求自身的獨立自主,這次選舉將是對該運動的考驗。

isds 1「投資人-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簡稱ISDS),是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和其他國際投資協定常見的制度設計,不少區域性貿易協定(RTAs)也都納入此機制,主要是讓投資者在地主國違反條約義務時,可跳過地主國法院直接尋求國際仲裁解決爭端並請求救濟賠償,其限制是,仲裁人不得要求地主國更改法律和法規。不少非政府組織(NGOs)認為該機制侵害地主國的司法權,賦予投資者特權(special rights),侵害地主國利益,尤其異議者認為ISDS機制沒有正當性(legitimacy),凌駕地主國主權,應整部棄用,改由地主國法院或國對國的方式解決爭端。

但本文不在於批判,而在於釐清ISDS,希望讓讀者了解,ISDS發展至今已是國際慣行的制度,立意出於良善。國際投資是當代不可逆的潮流,由於不少地主國的法規落後或法庭審理欠缺法治觀念,加上非民主政權不時的刻意刁難,使得外國投資人往往權利受損而無以救濟,ISDS引入的仲裁機制正是解決問題的良方。此外,ISDS並非前期的資本進入審查機制,而是後期的法律救濟/爭端解決機制,若硬套上強權資本入侵的帽子,恐怕流於偏頗煽情。

在雙邊投資協定出現之前,外國投資人資產在面臨地主國徵收或其他不公平待遇時,必須仰賴投資人母國政府出面尋求損害賠償。而後果是,強權國家往往經由各種外交和經濟手段干涉,保護其國民經濟利益,舉例來說,美國建國以來,發動了88次的軍事干預以保護私人的商業利益。國對國解決爭端的方式,在國家實力為上的鐵律下,強國的做法常被惡評為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

再者,由於國際法中外交保護(diplomatic protection)的限制,使得投資人只有在地主國當地法院窮盡一切法律救濟手段(exhausting all host national legal remedies)後,才能尋求投資人母國政府協助。地主國為避免直接與投資人母國經外交途徑談判,使得投資人在地主國的法律訴訟多被質疑不公正,訴訟常曠日廢時、審判無法預測,尤其部分國家的法治環境不友善(poor rule of law),對投資人的侵害甚鉅。

隨後國際上對此情況提了兩項改革,第一是建立了當代的雙邊投資協定,依早前《友好通商航海條約》(treaties of Friendship, Commerce, and Navigation),發展出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最低標準待遇等原則,以及徵收與補償相關規定保護投資人資產,衡平資本輸出國和資本進口國的利益。第二是對法律程序的改革,建立了「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縮寫:ICSID)是依據《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而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個專門解決國際投資爭議的仲裁機構。使一個專為解決政府與外國私人投資者之間爭端提供便利而設立的機構,通過調解和仲裁方式。其宗旨是在國家和投資者之間培育一種相互信任的氛圍,從而促進國外投資不斷增加。提交該中心調解和仲裁完全是出於自願。  而第一個當代的雙邊投資協定是出現在1959年,由德國和巴基斯坦締結,於此之後陸續有將近2400個雙邊投資協定和類似的法律文件生效。《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公約》(ICSID Convention)於1966年生效,至2015年全球已有159個經濟體簽署,為全球國際投資開創了新局,權利受侵害的投資人可直接提交至中立的仲裁庭,獲得公平的保障。[button color=”silver”] 在投資爭端發生時,爭端當事方通常是先經諮商與談判解決爭端,也包括使用不具法律拘束力之第三方程序在內,例如斡旋、 調節及調停等,最後階段才是仲裁。[/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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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批評論者認為,ISDS對地主國所制定以公共利益為導向的政策會造成衝擊,外國財團常以提國際仲裁為由向地主國施壓,要求鉅額賠償,往往導致地主國不敢推行有利公益的政策或立法。但試想,若是沒有國際仲裁這種具高度專業性、中立性、雙方又可指派仲裁人的機制,走回頭老路交給地主國法院真的有利國際投資的發展嗎?或者是要另設國際投資法院呢?抑或回歸外交解決呢?縱使目前仍有少數極端外國財團控告地主國,導致地主國公益受影響的案例發生,但仍不可抹煞國際仲裁機制對國際投資的貢獻。台灣近年在境外的投資金額逐年攀升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對海外地區投資額逐年攀升,2011 年 為 36.9 億美元、2012 年 80.9 億美元、2013 年 52.3 億美元、2014 年 72.9 億美元、2015 年 107.4 億美元。臺商對中國大陸地區投資則是在2011 年我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達到 131 億美元高峰後,2012、2013 年投資金額均減少,分別為 109 億美元及 86.8 億美元,2014 年為 98.3 億美元、2015 年 103.9 億 美元。其中台商對外投資件數最多的國家多是TPP的締約國,包括美國、日本、越南、馬來西亞和墨西哥等國,ISDS機制對我國的投資人保護有其必要,實在欠缺抵制的理由。

美國選民如何參與競選活動?活動現場排隊的人繞了整個會場很大一圈。全部人安安靜靜的排隊,時而閒聊,支持者們開始表現自己的支持。像是志工是美國選舉的要角親切的訪問大家,現場人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即便立場各異、但仍互相尊重⋯⋯

TPP貿易賽局最終鹿死誰手?歐巴馬2009~2014年推動出口倍增計畫,隨美國整體經濟穩健復甦,TPP不再是絕對經濟戰略方針。安倍三箭提振不起低迷的態勢,日本服下TPP將是擴大出口萬靈丹嗎?洞見為您娓娓道來。

電影導演鏡頭裡的政治,雖說電影是娛樂,但從影史來看,叫好又叫座的政治電影倒是未曾在各大獎項中缺席過,今天就來看看阿拉伯電影裡的政治,與導演們眼中的阿拉伯世界吧。

洞見團隊決定從不一樣的視角出發,對於一個觀察國際關係的媒體來說,國家間的合縱連橫,以及各國內部的民意,才是值得我們觀察的重點。因此我們將從戰略視野出發,探討TPP對各國來說是一個戰略的陷阱,還是一個整合的契機?同時我們也探討為何TPP簽署後,卻造成各國內部的社會抗爭,其主要反對的理由是什麼?TPP的成員國應該如何應對此一挑戰?當然,TPP涵蓋的範圍已經超過傳統的貿易範圍,因此我們也準備了名詞解說,協助讀者了解專有名詞背後的影響。最後,洞見團隊希望透過TPP專題,與讀者分享我們的國際政經觀察,也希望透過這些努力,讓我們能重新審視自己的政府與貿易政策,建立一個關心政策的新途徑。

新政府上台面臨兩岸貿易與TPP十字路口,採取TPP路線究竟跳脫92共識的圈套及僵固的經貿條件另闢蹊徑。環顧中美在南海主權爭議關係,美日合作隱約透露中美衝突對立,由美日主導的TPP為美國重返亞洲一大利器,若臺灣加入TPP,將來國家主權問題與貿易政策走向請見本文分曉。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否真如「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又或者在近幾年習近平的上任中產生了微妙的變化?紅色供應鏈下的台灣產業是否真的空洞化?這些問題,或許都在范疇這本「與習近平聊聊台灣與中國」裡

比利時的恐怖攻擊佔據各大報紙版面的畫面讓人餘悸猶存時,世界另一個角落也在被同樣的恐懼壟罩,甚至恐怖攻擊的頻率更高,喪生人數更多,然而是什麼讓歐洲的恐怖攻擊引起這樣的關注?在FB上被哀悼歐洲佔滿時時,不妨想想還有哪些地方更需要我們的關注。

菲律賓當今的深層困境,是其與中國地緣位置的接近性,加上與美國又愛又恨的前殖民連結造成的「雙重」不對稱,輔以其現在連動的中美兩強全球競逐所致的。中美兩強在亞太霸權競爭,正大幅壓縮菲律賓外交政策的獨立運作空間,也日益考驗菲律賓領導人的決策智慧;偏偏深陷內政議題與腐敗政治結構的菲國政治人物們,往往缺乏擬定完善南海政策所需的遠見,更別說帶領這由7500多座島嶼組成的國家跳出被強權宰割的悲情循環--而這顯然不是在「親美」、「親中」間進行路線變換就可以達成的。

「安居樂業」好難… 時序來到2016火猴年,的確像是齊天大聖孫悟空大鬧天空一樣,攪得台灣不得安寧:一開年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小年夜地牛翻身,造成維冠大樓倒塌奪走多條人命、三月中政府公告土壤液化區潛勢區資訊,為低迷房市投下一顆震撼彈、身為台灣經濟命脈之所繫的出口金額連13個月衰退,即將追平金融海嘯(連14黑)紀錄…。 經濟不振無法操之在我,連最基本的居住安全也無法確保,相信有不少人想問:為何「安居樂業」的小小願望竟難如上青天?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同時滿足「預防災難」與「振興經濟」兩個目標? 有!而且也有國家成功過。   1995年1月17日凌晨,日本關西地方發生芮氏規模7.3的大地震(中文稱之為阪神大地震或神戶大地震),重創日本第二大的京阪神都會區、毀損近10.8萬棟建物,若加計半倒無法居住者,受影響建物總數逼近45萬棟。官方統計有6,434人死亡、43,792人受傷、近30萬災民無家可歸,災損金額約莫10兆日圓。 阪神大地震在日本地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它直接帶動了災後日本(不論政府或民間)對於地震科學、交通防震、都市建築防震法規等的積極重視。由於當時尚未對關西地區斷層帶有全盤認識,許多日本學者認為關西地區不會有大地震發生,使得該地區缺乏防災意識與救災系統,因而造成極大規模與重建速度緩慢的天災人禍。 生命無價,防災第一 其中,尤以「修訂建築相關法規,強制提高房屋抗震係數」更是重中之重,因為住宅是人民最主要的生活場域,一旦遭受無法回復的傷害,將會使災民與受災地區長時間處於痛苦與不便當中。於是,日本政府自1996年起連續三年修訂《建築基本法》,大幅提高各類建築的抗震基準,要求建商(除木造住宅外)必須保證其所經手的建物(尤其是商辦大樓)耐得住八級地震不倒,而且使用期限可以超過100年。 在日本,一個建築工程要獲得開工許可,除需提供設計、施工圖紙等文件資料外,還必須提交建築抗震報告書,其內容包括:根據地震的不同強度,計算不同的建築結構在地震中的受力大小,進而確定建築的樑柱位置、承重及施工中鋼筋、混凝土的規格和配比,只有擁有一級建築師以上的人,才能有資格編製報告書。一幢普通的八層樓公寓,光是抗震報告書就厚達兩、三百頁,且報告書必須經過相關監管部門的審查,確認無誤後才能開工。 不僅法規嚴格、執法更嚴。2006年,日本警方逮捕了一名建築設計師和一家房產開發公司社長,指控該設計師與房產開發公司勾結,為節省成本擅自修改設計方案,減少鋼筋用量和粗壯度,導致許多住宅樓抗震能力明顯下降,警方曾極力主張他們觸犯「預謀殺人罪」,最後雖未能如意將這兩人求以重刑,卻因此引起了全國性的住宅抗震清查運動。 嚴格法規也激發無限創意。日本一般民宅屋頂早已不使用磚頭,改用塑料製成的五彩瓦片,而牆體則多設計成「整體結構」,內部是類似石棉一類的充填物,都是用來減少房屋倒塌的傷人機率。有些大城市建築物的地基部分加上了硬質橡膠和鋼板,藉以有效提高建築物本身的結構彈性。近年來,還有一波「抗震抗災公寓」的興建熱潮,以儲備糧倉庫、抗災飲用水井、緊急醫療救護室等抗災設施做為賣點,甚至擁有可供直升機起降的場地。 各位讀者若有機會到日本去,也可以留意觀察一下,日本房子的高樓層玻璃上常能看見紅色箭頭,這是因為法令規定高樓層建築必須使用砸不碎的強化玻璃,以防震災來臨時,玻璃破碎墜落傷人;但為了方便救人與協助逃生,有些玻璃在建築之初就設計成可砸碎,所以需要貼上箭頭公告周知。 簡言之,日本的防震與建築法規是建立在一座座廢墟、一具具屍體,與許多對親人永無止盡的懷念與哀痛上,日本人的想法很簡單:逝者已矣,希望下一次不再發生如此大規模的傷亡。 防災也能拚經濟 事實上,類似這種災後重建的特殊情況,由於災後重建需求的顯著增加,雖然當年度的經濟受創難免、消費意願下降,但其後幾年的受災地區、甚至全國的經濟動能多半能明顯升高,且可一併滿足中長期的社區發展、都市計劃及產業轉型等需求。以日本為例,1995年1月中發生阪神大地震,1995與1996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為1.94%與2.82%,是近25年來日本少見的高成長水準,上述所提及的建築業受惠尤大。 近25年日本經濟成長率走勢圖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組織(IMF)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日本的例子告訴我們,政府的責任顯然是從「公布資訊(土壤液化潛勢區)」後正式開始,後續的相關配套斷不可少,否則只是徒增民眾恐慌與惶惶不可終日而已。 首先得教育民眾,土壤液化不可怕,可怕的是無良商人。20160206的南台大地震,傷亡最慘重的維冠大樓並非位於土壤液化區,卻因為缺德建商的偷工減料,奪走117條寶貴生命;大台北地區許多標榜「河岸第一排」的豪宅都座落於土壤液化區,甚至還是河道截彎取直的新生地,不也挺過這麼多次的地牛翻身?! 接著,得趁勢重啟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其實是許多大城市的必經之路,因為時代在進步、科技日新月異、人口也愈來愈多,不少公共建設早已不敷使用或無法滿足現有需求,但過去一段時間內的幾樁社會運動因處理失當,導致都更一事在台灣逐漸被汙名化,是時候導入防災、永續、特色產業、高齡/親子友善等「都更2.0」了。 更何況,唯有政府有足夠能力在經濟低迷時,逆勢大規模投入公共建設,最典型的例子是台灣在1960年代末期推出的「十大建設」,自中山高速公路(第一項)1971年開工後的十年內,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都超過10%,只有在兩次石油危機(第一次是1973~1974、第二次是1979~1980)時低於10%,足見寬鬆財政政策的效果有多大。在全球央行顯然已經束手無策的當下,即便需要舉債、縱使債台高築,寬鬆財政政策或許是各國政府不得不然的最後選項

行政院於日前公佈全台土壤液化潛勢分佈圖,然而在公開民眾查詢的同時,一連串政治問題也接踵而來。土壤液化潛勢區資料公開化有助民眾了解住家安全,但最重要的依然是對應措施。

法國恐攻後,矛頭紛紛指向比利時,究竟比利時為何成為眾矢之的,多半歸因於國內各部門機能失衡導致族群衝突,但比利時國內問題又是如何擴散至歐洲各國導致法國恐怖攻擊?且讓本文為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