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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歐盟的核心價值與目的?

里斯本條約簽訂,圖片來源:https://www.wikiwand.com/en/European_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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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先前洞見網站刊載《國家、超國家與疆域的三位不一體:為什麼歐洲人難以認同歐盟?》一文,裡面的歐洲與歐盟概念在故事網站刊載一文《當我們討論脫歐,我們討論的是什麼?──談談思想史上的「歐洲」》有更多的討論。這篇是對於歐盟與歐洲概念衍伸出的更多想法。

近日在「故事」網站中刊載了《當我們討論脫歐,我們討論的是什麼?──談談思想史上的「歐洲」》一文(以下稱:「脫歐文」)。該文旁徵博引,將很多不同範疇的事物納入討論。探其宏旨,是想表達:歐洲作為政治統一體的概念並不存在,住在歐洲的人所認同者並不是地域的或政治的「歐洲」,而是各地的文化社群(社群精神)。其中,該文作者又引用了康德的《論永久和平 – 一項哲學性規劃》一文,強調歐盟的發展與康德學說並不相容。有鑒於二戰後長久的歐洲整合過程,以及康德學說的嚴謹性,兩者間的關係頗值得進一步思考。是故,本文將分別講述歐盟的成立目的與康德的國際公民憲法理念,最後提出結論。

歐盟的核心目的與內涵

「歐盟是什麼」應該從歷史上相關的條約內容來看。歐洲整合的概念出現在二戰之後,是法國外交首長Schuman與其工作夥伴Monnet所開始推動的計畫,大體是想建立超國家的獨立組織,承接會員國的部分主權(Hoheitsrecht),逐漸形成歐洲之共同體。最早的成果是1951年簽訂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透過一個超國家組織,管理法國與德國的經濟、軍事這些關鍵部門的生產。

這個共同體的成立目的寫在該條約第1條「建立起煤與鋼之共同市場」,但這並不是一個本質目標,本質目標應該是在同條約的前言中所示的:「[…]透過建立起經濟共同體,使其成為長久因血戰反目成仇之各民族能夠持續深化為共同體之基石,並為其建立起一個能夠指引共同命運與方向的組織基礎。」因此,歐洲作為共同體的首要目的,就是想要追求和平,避免戰爭再起,共同市場與創立獨立超國家組織是作為達成目的之手段,這也是為什麼首先是選與軍需工業息息相關的煤鋼市場作整合的理由。之後的原子能共同體也是出於同樣思維。

歐洲作為共同體的首要目的,就是想要追求和平,避免戰爭再起,共同市場與創立獨立超國家組織是作為達成目的之手段

接著,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在1957年生效,在這段期間,成員體認到必須要先透過經濟整合,才有可能達成政治整合之目標。為此,建立起了統一的關稅聯盟與附屬的超國家組織,這是現今歐盟組織的雛形所在。嗣後歐洲經濟共同體也開始朝財政整合與政治合作等多方向努力。1992年《馬斯垂克條約》確立了歐盟這個名稱,整合的面向越來越廣(確立歐共體、外交與安全合作,還有警察與司法合作這三個支柱),然而在社會政策的部分,歐盟嘗試讓會員國之間社會生活標準能夠越來越接近,卻遭到了英國的反對。

里斯本條約簽訂,圖片來源:https://www.wikiwand.com/en/European_Union

里斯本條約簽訂,圖片來源:https://www.wikiwand.com/en/European_Union

 

特別該強調的是在2004年《歐洲憲法條約》中,歐盟想建立起準國家或者政治共同體的嘗試最終以失敗收場,該條約大部分內容轉化成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條約》(歐盟條約)。在此應該提出與本文有密切關係之點。歐盟條約第2條寫出歐盟的價值建立在重視人性尊嚴、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國與維護基本人權、以及少數族群的權利。諸項價值為歐盟各成員國之社群所共擁,其表彰為多元主義、非歧視、寬容、正義、團結與性別平等。並且歐盟的目的規定在第3條,包含促進和平、第2條的價值與民族福祉,還有建立共同市場與經濟與貨幣同盟等等。可以說,歐盟條約完整延續甚至強化了當初成立煤鋼共同體的根本目的[註 1]。

歐盟的成立目的根本就不是單純追求一個預設了地域、文化、民族、政治甚至是宗教版圖的統一,而是在追求和平與終止戰爭的前提下,進行政治與經濟的多方面整合。

以上都能夠說明,歐盟的成立目的根本就不是單純追求一個預設了地域、文化、民族、政治甚至是宗教版圖的統一,而是在追求和平與終止戰爭的前提下,進行政治與經濟的多方面整合。事實上,歐盟是否在追求「單一文化或政治歐洲民族」的問題,曾在歐洲憲法條約的立法上被拿出來討論過,答案是否定的[註2]。現在的歐盟條約前言亦僅含蓄地表示歐洲衆國家是由歐洲的文化、宗教與人文遺產所塑造,從其發展出了基本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

康德的《論永久和平》

康德的《論永久和平》設想了幾項能夠促成世界和平之義務條款或行為準則,他之所以會寫出這些要求,所思考的是如何在國際層次中,也能夠實現那種已經於《道德形上學第一部:法權論之形上學根基》所闡述的(國家)「法律狀態」(rechtlicher Zustand)。換句話說,讓全部國家在國際上服膺於「公法(öffentliches Recht)」,宛如國內公民受憲法拘束一般,處於一個用公共法律而非戰爭解決爭端的和平狀態[註 3]。

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圖片來源:https://www.wikiwand.com/en/Immanuel_Kant

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圖片來源:https://www.wikiwand.com/en/Immanuel_Kant

 

然而翻看論《論永久和平》,看不太出來康德究竟在何處表達了「脫歐文」所說的「普世和平的前提,是將個人視為地方文化的載體。他的普世和平,從來不是訴諸創立一個跨越國族文化疆界的共同社群,而是在既有地方文化的前提下,將和平視為多元文化共識的根本價值。」

該文作者想表達的意思可能是:個人是地方文化的載體,這種載體不應該單純被放置在政治的統一實體當中,而永久和平的意旨則是,諸多民族有各自的國家,國家之間互相尊重,彼此共存共榮。從而得到後面的結論,像是「以當今歐洲的政治形式來說,一個超越國家疆域的政治經濟結構(歐盟),並不是在落實康德的普世和平。反之,普世和平的意義,是在維持既有地理歐洲各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的前提下,有著和平為人類生存根本價值的共識。」以及「理論上來說,這樣的共識,未必需要歐盟的存在;歐盟的存在,也未必能保障這樣的共識。」

那麼我們實際上應如何理解康德所謂的公法與它的證立基礎呢?這仍要回到康德的道德形上學有關法權(Recht)的論述上面來。康德認為,從一個凡事講求自然實力來決定什麼是「正義的(gerecht)」的自然或者社會狀態中,應該進一步發展成法律狀態,這個法律狀態由具有普遍拘束效力的外部法則(法律)形成一個國家的「法權(Recht)」,這個法權的根源無涉於自然動機,也就是力量、地方共識、共同文化、共同持有之特定價值觀、共同統治者、種族、宗教、性別、地理位置、區域歷史觀念等等,而是一種純粹形式的道德法則,其闡明,這個共同體的公民之理性「人格(Person)」,具備立法意志,同意自己與他人共同受到公民憲法與公共法律之拘束。

因此,「公法」的正當性有其先驗、普遍、抽象之理性來源。康德認為,這種理性的法權原則在國際關係中亦應比照辦理,如此才能形成一個普遍受法權拘束的和平國際社會,戰爭才不會因為存有經濟、軍事與同盟力量(自然實力)的差距就隨意揭起。康德根本就不反對諸如「國際國(civitas gentium)」之類的跨國政治統一體成立與世界公民(權)的誕生,甚至還認為,不僅是國內,在國家外也實施一個完美憲法是一項人類稟賦[註 4]。是故,面對國際的發展,康德的根本主張是:應致力推動整合之世界公民憲法,其建立基礎與自然動機或者區域價值共識等無關。

歐盟模式與《論永久和平》並不相悖

在上開兩個分析判斷之下,我們應該就不能夠妄下斷論,認為歐盟與康德的永久和平主張互相扞格。一方面,從歐洲整合的初衷乃至於現在歐盟條約上的規定,完全看不出來歐盟只是單純的「超越國家疆域的政治經濟結構」,反而正好是在追求「脫歐文」認為歐盟所欠缺的「維持既有地理歐洲各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的前提下,有著和平為人類生存根本價值的共識」。另一方面,歐盟的做法也非不容於康德,反而是「很康德的」,因為這種政治體的整合過去就不曾、將來也不會就所謂的歐洲整體或者歐洲之內特定的文化政治、宗教還是其他自然脈絡進行排除或整合,而是一種以自由、平等、尊重多元文化為前提的法律秩序之建構嘗試。

這種構想本來就不會威脅到「多元文化共識的根本價值」,反而會是一種保證。因此,「脫歐文」固然嘗試疏理出歐洲多元而複雜之文化史,但歐洲多元思想的發展與歐盟作為政治體制是否衝突之問題,以及這種衝突又是否決定了英國多數人民不願接受歐盟的原因,恐怕還是得進入戰後歐洲整合所衍生的體制及政策改變,了解它與英國當地民眾的政治理念的衝突,才能有更完整的理解和討論。

 

 

 

註解:

[註 1]在歐盟憲法條約的前言中,再一次提到在經歷過慘痛教訓之後,現今團結的歐洲抱持有以下信念:往文明、進步與實現所有居民、弱者、窮者福利之路努力邁進,並進一步追求一個在對於文化、知識與社會進步之都保持不墜的歐洲大陸,與強化民主與透明化視為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則,以及促進世界之和平、正義與團結。(in der Überzeugung, dass ein nach schmerzlichen Erfahrungen nunmehr geeintes Europa auf dem Weg der Zivilisation, des Fortschritts und des Wohlstands zum Wohl aller seiner Bewohner, auch der Schwächsten und der Ärmsten, weiter voranschreiten will, dass es ein Kontinent bleiben will, der offen ist für Kultur, Wissen und sozialen Fortschritt, dass es Demokratie und Transparenz als Grundlage seines öffentlichen Lebens stärken und auf Frieden, Gerechtigkeit und Solidarität in der Welt hinwirken will)

[註2]在原來的歐盟憲法條約草案中的前言第一句引用修習底德(Thukydides)的格言:「吾人之憲法,是為民主,蓋國家非對少數國民,而是為了多數所設Die Verfassung, die wir haben,[…] heißt Demokratie, weil der Staat nicht auf wenige Bürger, sondern auf die Mehrheit ausgerichtet ist.)」。由於此段話具有解釋上的高爭議性,日後正式通過的歐盟條約中將這句格言整個刪除。參見連結對於條約前文之評論:http://www.verfassung-europa.de/texte/Verfassungskommentar_Praeambel.pdf。而同條約前言中「歐洲各民族決意克服舊有之對立以及建立越來越緊密之聯繫,以共同面對未來命運([…]die Völker Europas, […]entschlossen sind, die alten Gegensätze zu überwinden und immer enger vereint ihr Schicksal gemeinsam zu gestalten)。」端其使用「各民族」的術語,可以解讀為歐盟不追求文化意義下的歐洲民族統一。

[註 3]最直接的說明,參見:康德著,李明輝譯,論永久和平 – 一項哲學性規劃,收錄於: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台北:聯經,2002年初版,第220 頁以下。

[註 4]參見:康德著,李明輝譯,在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之理念,收錄於:前揭書,第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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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comments
  • 很高興閱讀這篇文章,我是故事〈脫歐文〉的作者。

    本來想另外寫篇短文,但總覺得這樣似乎會讓討論面變得益發專業,直接對話的效果也較不顯著,所以冒昧在此留言。此外,由於畢竟是在公眾場域留言,可能存在潛在讀者,因此擅自補充了許多您已經知曉的事物與論述,以資讀者作為背景資訊,還請見諒。

    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我只是想就幾點再做延伸,其中一點是「將很多不同範疇的事物納入討論」這句話。我推想這句話的意思是,〈脫歐文〉將許多應該分屬不同學科的專業範疇,諸如政治理論、政治神學、國際法、國際關係、與歐洲史…等,皆納入文章論旨中。我想補充的一點是,我們今日擁有的學科分類,幾乎全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大學專業化的過程中,知識分層的結果。

    但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大學,知識基本上的分類延續中古以來的傳統,只有兩種:ars和scientia,中文意義更近似「理論」與「實踐」。理論包含神學、自然哲學、邏輯、修辭、幾何、算數…等,到十八世紀則普遍新增道德哲學、實驗科學、與歷史。其中當然也有橫跨「理論」與「實踐」的知識,如法學與醫學。這些更細項的分類,和今日的系所分類不同。基本上走「理論」的人,要拿到學位,必須要精通「理論」中的各種知識;「實踐」也是同理。所以牛頓的《自然原理》有大量神學與修辭論述,並非只是幾何與自然哲學而已。

    在大眾印刷普及之後,這樣的知識分類擴及到大學以外的場域。基本上,從伏爾泰到黑格爾,無論有無上過大學,這些人成長與書寫時所使用的材料,也都沒有今日的學科分類。

    之所以補充這點,是想強調,今日的學科分類,未必是有效分析十九世紀以前哲人論述的概念。

    例如,如果我們要講盧梭對政治體制的看法,只抓著他屬於「政治理論」範疇的論述(例如契約論),而忽視他對道德哲學(人性論)、社會腐化(對藝術和科學的批判)與自然史的見解,未必能有效幫助我們理解「盧梭在說什麼?」這個問題。

    當然,如果我們的問題是「盧梭怎麼說政治理論,而他對政治理論的洞見,可以如何幫助我們反思今日的政治問題?」那麼,不去討論他的自然史與道德哲學,或許會是更直接的方式。

    歸根究柢,就是問題的出發點與關懷不同。

    〈脫歐文〉的問題是歷史問題:脫歐這件事,就歐洲歷史的軌跡來看,是很特殊的事嗎?它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歐洲作為政治統一體的概念,在廿世紀以前幾乎不存在。它的論述有時間性,多是廿世紀以前的歐洲。

    回到這篇文章,我想,這篇文章與〈脫歐文〉的分歧是在兩個問題:「康德在‘Perpetual Peace’裡面說了什麼?」,以及「歐盟是什麼?」。整合這兩個問題,就是我們討論的分歧點:「康德在Perpetual Peace裡面說的,和現在這個歐盟是否相符?」

    從康德開始。確實,康德是在思考如何在國際層次落實法律狀態。但我會認為,這裡更大的意義是在於,康德想要轉化十八世紀慣常將國際關係視為自然狀態的概念(Cf. Rousseau & Burke),使國際關係成為一種政治場域。對康德來說,自然狀態下的行為更多是取決於主觀意志,但在政治場域,則應該以法這種明確規範,從經驗層面上落實人類行為符合universal justice (Cf. ‘On an Alleged Right to Lie for the Sake of Philanthropy’)。換句話說,政治場域可以說是法的結果。

    但為什麼要將國際政治從自然狀態轉化為政治狀態?就我的理解,這和康德的自然史觀點有關,而這點直接反應在您也引用的‘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中。
    自然律是有目的的(the teleological theory of nature。這種自然律是natural philosophy意義下的law of nature,是以本文初始,康德提及克卜勒與牛頓等人對自然律的看法),這種目的規範人類行為無論如何都會與自然律的目的相符。

    這個自然律至關重要,因為一旦沒有這種目的,那麼自然世界就不是一個law-governed nature,而是an aimless, random process, and the dismal reign of chance replace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reason(這裡康德或許是在回應十六世紀以來,對Lucretius的轉化)。

    因為這樣的自然律,人類無論如何百般不願,也會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這是康德說的unsocial sociability ,也是康德對霍布斯的回應。同時,也因為這種自然律,人類的unsocial sociability必然會轉化人類彼此的拒斥為社會欲求的競爭,這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肇因(contra Rousseau’s ‘First Discourse’)。康德從這個過程提出的原則是,人類必須要落實一個有法律規範且能落實正義的政體,因為只有在這個政體下,人類才能最大化落實自然律的目的。而這個政體,唯有在法的前提下才得成立。這在國際層次同樣有效,不同政體必然要成就一個類似共同體(commonwealth per se)的概念。這也是康德的Faedus Amphictyonum。

    到這裡,我基本上只是換個角度來說明,您「康德的《論永久和平》」一節的倒數兩段。這是為了指出,康德在論述法與權利時,未必只能從當代法學理論的詮釋去理解。事實上,康德更大量的對話對象,是十六到十八世紀從道德哲學、自然哲學、人性論與自然史等角度切入,探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主權、乃至主權與主權間等關係的討論。這樣的論述,本來就蘊含當代學術理解的不同範疇。
    回到Perpetual Peace。

    延續Universal History的論述,在國際場域上,將自然狀態轉化為政治場域,也是一種自然律。問題是,讓政治場域可能的法,是什麼樣的法?這個法,是要落實civitas gentium嗎?

    是。但civitas gentium並不是一個「超越國家疆域的政治經濟結構」,而是既有政體對保障international right的法的共識。會說是共識,而不是結構,是在於一個問題:「對康德來說,這樣的法,需要一個superstate sovereignty來落實嗎?」

    康德在對Perpetual Peace的First Supplement: On the Guarantee of a Perpetual Peace裡提到,自然律必然使人類存在諸多政體,civitas gentium所要確保的international right也已經預設多種政體存在的前提。但同時,自然律也確保各種政體有mutual self-interest,得以保護各政體免於征伐。這體現在spirit of commerce上。從這裡看來,多國家存在是必然前提,那perpetual peace的法,是否要有superstate sovereignty來保障?

    康德在Perpetual Peace的附錄裡回應了這個問題。康德的問題是,如international right這樣的道德律,要如何在政治上被實踐?對他來說,就單一政體的層面看來,國家以法落實道德律的過程,隱含了政治與道德的可能衝突。因為道德得以具體成為有效約束公民的法律,又不干涉公民各自各種欲求的前提,是公民對道德律有共識,並集體願意落實這個目標。然而,這樣的論述有個前提,即是公民社會作為足以讓集體意志落實道德的場域已然存在。而這個存在唯一的方式,是透過權力強行凝聚社會。

    在國家政體上,政治與道德的關係,因此取決於主權對政治與道德關係的理解:政治是實踐道德,使人類行為盡可能符合自然律的方式,還是是達成自身欲求的管道?

    這樣的關係,放到國際層面來看,則有更大的問題。Perpetual peace這個international right,要如何落實?康德一再強調,唯一得以使道德與政治相符的落實方式,是各政體組成聯盟(a federal union)。其原理是,因為和平是一種自然律,也因此是一種道德律。主權以政治落實和平的方式,符合自然律的原則,因此不會有政治與道德的衝突。而跨主權落實和平的方式,則是以和平為前提,構成同盟。但這個落實方式與國家層面不同,並不能由一個更高的sovereignty來強行實施(this status iuridicus must be derived from some sort of contract, which, unlike that from which a state originates, must not be based on coercive laws)。
    換句話說,perpetual peace的落實,不能由一個superstate sovereignty來實踐。

    這和歐盟相符合嗎?

    這可以帶到我們的第二個問題:「歐盟是什麼?」

    從早期的《煤鋼共同體條約》,歷經《馬斯垂克條約》,到《歐洲憲法條約》的失敗,再到《里斯本條約》對廿一世紀認定的普世價值的保證,我們確實可以說,從條約內容看來,歐盟並不是一個superstate sovereignty,也是具體實踐perpetual peace的方式,如您所說:歐盟是在追權和平的前提下,進行政治與經濟的多方面整合。

    但這是實際政治實踐上的歐盟嗎?歐盟是不是一個superstate sovereignty?

    歐盟有一個自己的European Council,這個European Council明言它沒有訂定律法的權力,存在的意義也僅只於商議歐盟未來可能的政治走向。但歐盟同時也有European Parliament與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而這兩者能確實訂定「歐盟」做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法律與政策,並有實行的權力。就這點而言,歐盟確實是一個有政治行為能力的虛擬人格,也因此是一個sovereignty。

    此外,以歐盟在希臘危機對希臘的處置上為例,顯然這個sovereignty有權力以coercive force干涉會員國的主權行為。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包括爭論已久的歐盟的sovereignty will,在制定法律與實踐政策時,到底是落實所有會員國皆表同意的集體意志,還是僅是貫徹德法等西歐創始國的意志這類的問題。

    這類的問題,哈伯瑪斯在歐盟對希臘債務的處置已有批判(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5/jul/16/jurgen-habermas-eu-greece-debt-deal)。在本次脫歐公投時,也成為脫歐方的論述之一(http://www.spectator.co.uk/2016/05/the-great-eu-power-trap/)。

    就sovereignty與coercive force來說,這個政治實踐上的歐盟,確實不是康德對永久和平的想像。哈伯瑪斯在也曾經強調,Perpetual Peace的理念要落實,不能完全照康德的理解,必須要有適當的補充與轉化。
    至於什麼是對歐洲公投更完整的理解和討論,我不敢妄言什麼角度會更適合,畢竟英國與歐洲當代政治的問題,固然有二十世紀以來的因素,也有其自十五世紀以來的historicity。甚至,在今日歐洲的大學教育養成,到政治社會議題的辯論乃至經濟論述、哲學思辨與文學藝術裡,這樣的historicity也一直是當代歐洲極為重視的一環。〈脫歐文〉是對簡化這樣的historicity以求達到有效分析的補充,並沒有強調historicity的角度是更好的視野。倒是(我很確定您沒有如是想,只是想做補充)如果因為認為historicity太過疏遠,與當代政治沒有立即關係,而選擇簡化,甚至忽視,那無疑是輕忽了當代歐洲諸國對historicity的了解,甚是可惜。

  • 您好,感謝您的回應。看完了您不短的留言,我想我也應該要來多做點補充。

    寫這篇文的目的,其實並不是要反對您嘗試利用歷史脈絡的寫作策略,從來也沒有想反對您歷史性的考察成果,事實上我也會同意(雖然我涉獵此不是很深),從古到今嚴格來說沒有出現一個所謂「我是歐洲人」這類的歐洲認同。當然我也不是認為把如今已經分科化的知識統合起來做闡述是絕對錯誤的事情。我把您的回覆簡短地表達成提問跟您確認一下您回文的主旨好了,這樣才好討論。

    1.您認為我哪個部分因為「康德更大量的對話對象,是十六到十八世紀從道德哲學……這樣的論述,本來就蘊含當代學術理解的不同範疇。」而有問題?我並不是不知道在那個年代並沒有當今嚴格的學科分際的概念,我也不覺得我對您的評論哪個部分因為沒有意識到這東西而產生什麼論述上的問題。

    2.「這裡康德或許是在回應十六世紀以來,對Lucretius的轉化」是否有出處文獻?因為這兩者我搭不太起來,如果有文獻讓我跟我朋友拜讀長知識一下,感謝。

    3.康德的《論永久和平》在其哲學體系的位置可以日後再討論,但是我想問的是,「perpetual peace的落實,不能由一個superstate sovereignty來實踐」這表示您認為康德根本打從心底不支持或者不期待一個擁有充分主權的單一國際國家政治體,也就是完全不期待一個國際國(Völkerstaat, civitas gentium)?

    4.歐盟對您而言,到底是不是superstate sovereignty,因為您在「歐盟是什麼」下面那兩段判斷不同。另外,您覺得應該是一種國家?還是比較接近聯邦?還是邦聯?

    5.您認為康德在《論永久和平》的脈絡中談論「國際聯盟」如何「落實」的說法,可以直接套用在歐盟「制定法律與實踐政策」之上?

    • 您誤會了,我想我的回應裡並沒有要表達,也因此沒有要指摘您反對歷史性考察,也沒有要表達您認為把分科化的知識整合起來是一種錯誤。如我所說,那段補充,更多是為了讓可能閱讀我們討論的潛在讀者,提供我論述的背景。

      這可以連帶著回應您的第一點整理。我不認為您的論述和您對我回應的引言有所衝突。我適才重新閱讀那段文字,不甚明白我在哪裡指出您有論述上的問題,也不清楚那段文字哪裡指出您「不知道那個年代沒有當今嚴格的學科分際概念」。相反地,我在留言的一開始便向您致歉,因為妄自想為潛在讀者提供資訊,可能會補充您已然知曉的事物。

      歸根究柢,那個段落的目的,與上述同,是為了向潛在讀者更進一步說明,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論述,沒有今日明確的學科分野,因此,在討論那個時段以前的論述時,本來就可能會有混合多種今日學科範疇的可能。

      關於第二點,和多數十六世紀以降的哲人相同,康德很早就閱讀過De Rerum Natura,也對此文本甚為熟稔。康德對人類與自然世界的討論,以及對Lucretius的De Rerum Natura的挪用,可見Perpetual Peace的First Supplement,以及(例如)他的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今年初Palgrave出了一本Lucretius and Modernity,裡面有一篇’The Presence of Lucretiu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and German Philosophy’,應該是不錯的介紹。

      第三點,我也很希望日後能有機會與您討論Perpetual Peace與康德哲學體系的關係。

      關於康德是否支持civitas gentium,以及superstate sovereignty應該是什麼樣的政體,還有落實面上,我想這裡可以一起談。

      首先,康德的civitas gentium,要有什麼樣的constitutio?就我印象中(萬分抱歉,手邊沒有文本,如有錯誤,還勞請您指正),康德並沒有就這點有特別說明。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來說,這點至關重要,因為一直到十八世紀civitas的constitutio只有三種: rule of one, many, all。這三種都是在個別國家政體的層次上談。

      一個可能的討論方向是,對康德來說,civitas gentium和個別的civitas,是否有一樣的constitutio(政體、位格)?我認為對康德來說,兩者有明確的差異。這也體現在他強調civitas gentium的status iuridicus與civitas有不同的來源與型態上。

      換句話說,各別國家的status iuridicus仰賴sovereign的coercive authority,但civitas gentium不是。這也是為什麼civitas gentium只能是federal union。

      這可以帶到第四點。我確實認為歐盟是superstate sovereignty,而且是一個未必是civitas的superstate sovereignty。我想在這裡釐清一點,sovereignty未必等於state,sovereignty更大的意義是擁有代替某種意志實踐的權力的虛擬人格,這和officium有關,而officium不會只等於civitas。我認為歐盟是一個superstate sovereignty的理解,是從這個定義出發。

      至於第五點,我並不這麼認為,甚至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很有問題。

      我想,這就是我說的,是問題方向的差異。或許我應該更精確地說,我問的問題是「康德談如何落實perpetual peace,和今日歐盟有關嗎?」

      我的理解是,對康德來說當然無關,但對今日理論化歐盟的學者來說,康德是一個重要的論述資源。多數學者的態度是,時過境遷,康德的論述如果要做為理想被落實,當然要有相應的改善。但也有常見的論述將此轉化為:歐盟實踐了康德的perpetual peace。我之所以提及康德,想對應的正是這樣的說法。

      我想指出的是,康德的perpetual peace與現在的歐盟,儘管目標相近(同?),對達成目標的理解與實踐卻有所不同。對我來說,這就有顯著的差異。Hastings和Burke都想讓印度地方居民過得更好,但我們可以因為他們有相同的目標,就說Hastings實踐了Burke對印度統治的理想嗎?我不認為可以。

      • 1.

        其實在這裡我也只是想表達,我的文章一方面專提歐盟的法律文件上解釋,另一方面專提康德的文章,這兩個現今應該分別被歸屬於法學與哲學類別的理解方式,完全沒有影響到我在這篇文上的判斷正確與否。因為,不管是對學科未分化前時代的、還是對分化後的文本或思想要進行討論,無論是用學科分科方式來談,還是還是像你(為了避免麻煩我就改用你)這樣統合的方式來談,其實都是可行的。

        至關重要的關鍵點是概念運用的真實性與正確性與否,前者是對於某概念的掌握程度,後者需仰賴邏輯。想要統合地端出一道瀨尿牛丸給人享用,那也得瀨尿蝦是瀨尿蝦、牛丸是牛丸,然後用大家公認的做法做出這道菜。我在這裡只不過是想以認真的態度說明瀨尿蝦與牛丸分別應該是什麼罷了,雖然這兩個東西在現今來看是不同的「科目」。

        2.

        詢問康德與Lucretius之間關係的文獻,無非是想要表達,即便兩者之間有關係,那在此處的脈絡,也就是歐盟與康德《論永久和平》的關係,也差得太遠了。畢竟,我翻了幾個不同版本的康德有關歷史想法的選輯,沒有看到後面的索引有出現這個人。

        康德有唸過這位希臘文人的作品沒錯,但這不代表這種可能的、潛在的影響在此提出來會有重要的意義。我以前也念過論語,也寫過評論,但這不代表我一旦寫到政治、倫理這個東西就受到了論語的影響吧?

        3.

        關於康德對於國際政治的「期待」,我完全可以直接在這裡說,康德在《論永久和平》那篇文裡面,表達出的意思是,他認為最積極、最理性的形式,依然是一個再也沒有單一國家的,或者說全部國家都(完全)接受了公共性的強制法律的國際國(civitas gentium),也就是形成一個統一的法秩序的世界共和國(Weltrepublik),但是,國家間的國際法理論卻不想從事這種工作,而拒絕在學理上正確的的事情,在這種實際情況下,我們只能以一種非戰、和平的國際聯盟(Völkerbund,翻成英文也就是federal union)當作是次要選項,它不是國際國,沒有讓所有參與的國家融成一個國家。(參見原文引注的書第184與188頁)。

        所以你說的「這也是為什麼civitas gentium只能是federal union」是不正確的。

        另外又能夠討論的東西是康德所說的Völkerbund到底又是什麼,雖然康德在這個段落的標題是用「聯邦主義(Föderalism)」這個詞,但是,他的說法並不符合現今我們使用聯邦這個詞的概念,因為,他認為這種國際聯盟是以和平狀態的建立與保障為前提,從而這個聯盟有一個組織體,有紛爭解決與確保和平條約的權力,也就是(僅)就外交事務有司法權與司法行政權,而非單純和平協議的一紙空談。如此看來,這種國際聯邦應該是介於聯邦國家與單純邦聯之間的組織,這種組織對於成員國就外交事項擁有「主權(Hohenrecht)」,這仍然還是被認定為是「邦聯」(Staatenverbund)。

        4.

        在上面的概念釐清下我們就可以去討論歐盟本身倒是不是一種康德所想要或不排斥的東西。你談了有關state、superstate sovereignty乃至於civitas gentium,然後講到代替某種意志實踐的權力的虛擬人格與法人人格。老實說概念真的沒這麼複雜。為了書寫方便與易讀性,以下的說明沒有援引相關法條,若你不相信,我可以再把全部的法條找給你參閱。

        歐盟與成員國的關係表現在歐盟法與該國憲法的關係上,我們在判斷超國家組織的法律定性時,其實首要觀察的是,是否其中一個法規範可以完全凌越、單方否定另一個法規範的效力,以及自行決定適用範圍(權限的權限)。

        就前項判斷標的來說,會探討一法是否會是另一法秩序下的屬物。在聯邦國的情況,即便各個邦有自己的邦憲法,但是這個邦的所有法規若牴觸聯邦法則無效,這種規定會出現在聯邦憲法裡。反之在邦聯的情況就不是這樣。而歐盟的第一級法規,無論是歐盟條約還是歐盟運作條約,都沒有單純的「成員國法牴觸歐盟法者無效」這種規定。

        就後項判斷標的來說,歐盟要取得成員國某些事務的「主權」,需要與該國的憲法的「讓渡」許可,同時也要有一個互相簽訂契約的行為。因此歐盟本質無法否認、取消成員國的主權,它也只能在成員國授權的範圍內執行它的任務。質言之,歐盟並沒有一個可以直接取代成員國國國會或政府的民主正當性基礎。當然某種意義下我們也可以說,沒有所謂的「歐洲民族」授與歐盟排他的、至高的主權。

        至於法人人格那與主權其實沒有線性的關聯,有公法的法人人格未必有主權。法人格只是在表示這個團體是否有單獨行使權利與承擔義務的資格而已。像是台北市政府與台北市議會,它們是不是法人?是啊,是不是台北市民的意志權力實踐?是啊。但有沒有主權?沒有啊!

        歐盟是個法人,但這樣就表示它對於其他成員國有完整主權嗎?沒有。歐盟不能不透過契約就實施屬於國家的主權,兩者之間沒有融合,並且,在成員國有讓渡特定事項的範圍內有所謂的主權運作權力,所以它不是一個單純的、叫爽的超國家名義性組織,那歐盟這種邦聯在現階段是不是就是康德所講的國際聯盟?它就是啊。

        5.

        「康德談如何落實perpetual peace,和今日歐盟有關嗎?」你的回應正好就是我想問這問題甚至是寫出這篇文的原因。

        一開始你說「以當今歐洲的政治形式來說,一個超越國家疆域的政治經濟結構(歐盟),並不是在落實康德的普世和平。反之,普世和平的意義,是在維持既有地理歐洲各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的前提下,有著和平為人類生存根本價值的共識。」第一次回應你說「就sovereignty與coercive force來說,這個政治實踐上的歐盟,確實不是康德對永久和平的想像。哈伯瑪斯在也曾經強調,Perpetual Peace的理念要落實,不能完全照康德的理解,必須要有適當的補充與轉化。」現在又回應說,「但也有常見的論述將此轉化為:歐盟實踐了康德的perpetual peace。我之所以提及康德,想對應的正是這樣的說法」。我一直很不清楚的是,你到底是在哪一種判斷邏輯之下,把康德的《論永久和平》拉進來與歐盟整合遭到挫敗的事情一起討論。

        原本文章我會認為你在做的是質的判斷,也就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論中的主張與歐盟是否相符,你覺得不相符,我覺得相符,所以寫了文章表達相符的點在哪裡,表達一種肯定。在上次回覆中,你卻轉了一個彎,說你想表達的是康德學說成為無法、難以「成為」歐盟想要落實和平理念的方法論,而現在又肯定了這個論調,說反對歐盟實踐了康德的perpetual peace這麼樣的論述,這又變成了否定康德學說與歐盟的因果關係,不管是在「手段–目的結果」意義上還是「誘因–行動」的意義上都是如此。

        所以我要問你,你究竟是要在什麼連結上去談歐盟與康德?如果是因果關係,那我也會同意沒有因果關係,一來,我找不到任何的官方文件說歐盟的設計理念是依照、通過康德此文而來,二來在康德哲學體系上,他的形上學也不能這樣運用。但就算是如此,這跟我寫的文章表達康德的國際聯盟構想與歐盟的規劃相符也沒任何關係,而你找了不相干的論證,想要表達我對康德學說與歐盟之間的質性相符的論證仍有未思慮到之處,這我當然不能接受。

        • 看到您回應的最後一句話,我想討論或許已經被您視為對您或我個人智識理解能力與論證的攻擊,我不是很願意再繼續這樣的討論。我必須說,我不認為我的回應有任何要指出你的論證仍有未思慮到之處。如果您視討論的過程是在爭勝誰對康德的理解較深,那我認為,這樣的討論其實已經沒有意義。

          回到第一點,我同意,對概念的掌握與使用概念進行論述的邏輯至關重要。問題是,我們對概念的掌握有差別,而我實在不認為,除了康德本人,有多少人得以說我對康德的概念掌握絕對比你正確。我們兩者對康德的perpetual peace的概念認知有差,但不代表因為您從法學與哲學的視角出發就必然更為正確。我試圖要向您解釋我從什麼角度理解perpetual peace的概念,但顯然您不領情。這直接體現在您的第二點上。

          一個人讀過什麼材料,當然未必與一個人如何理解與該材料可能相關的事物有直接關係。但如我的回應所說,康德在perpetual peace的supplementary中確實引了De Rerum Natura,也確實強調人與人的關係,以及國家與國家的關係,必須要在自然這個場域的前提下談。從這裡出發,我會認為如果要掌握perpetual peace的概念,就要掌握康德如何概念化人與自然界的關係。不幸地,我這樣的說明只得到您因為無法在康德文集的索引上找到Lucretius而拒斥。文集的索引和編纂文集的人所重視的事物有關,我不認為足以作為哲人是否有轉化前人概念的證據。

          同樣的,也因為這樣,我會認為康德對國際政治的期待與您不同。是,康德確實有說最積極最理性的型態當是如何,當他同時也明確表達,自然律就是會讓人類有文化與國家差異,現實就是如此,無可抗拒。是以,在這樣的前提下我會說,實踐意義上civitas gentium只能是federal union。
          第四點同樣的反應了您強烈的主觀判斷。您認為現行歐盟的概念沒有這麼複雜,因為法條未如此明示。但法條與政治實踐有別,而我所論述的,是近年如何從歐盟政治實踐上概念化歐盟是什麼的論述。而這些論述往往向前延伸去探討state與sovereignty等等。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論述?因為這樣的論述也是支撐脫歐派論述的要點之一。

          至於我從什麼連結上去談歐盟與康德,我以為我的留言已經表明,我會選擇從質去談歐盟與康德的異,是因為近年有論述選擇同因果關係去談康德與歐盟的同,而我認為這樣是不嚴謹的。

          我想您對我最大的誤解,是認為我在把康德的perpetual peace拉進來與歐盟整合挫敗連在一起。但我一直都沒有在做這件事情。我在脫歐文與留言中提及康德時,感興趣的,是去爬梳這幾年概念化歐盟的論述,以及這些論述對康德perpetual peace的挪用。所以我會說Habermas怎麼看歐盟與康德,而其他人又怎麼看這個主題。我的想法是,當我們遇到這些論述時,或許最好的方式是去直接去看康德。

          謝謝您的回應。

  • 深夜時間,先簡單說一樣我的想法。

    我完全同意AC說要將歷史性納入思考脈絡的想法:任何去Kontext的論述,在人文學科中是站不住腳的;每一次的專業分割,都是對人文精神的強制截肢,也造成視野層次不斷下探,失去宏觀的視野。不過在此就必須更正一點,大學的專業分科並不是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的產物。早在十八世紀末,就讀普魯士Viadrina的Heinrich von Kleist,就已經無法忍受各個專業只顧自己的現象,幾年後去了巴黎見習,更加確定當時學界見樹不見林,所以他說:「牛頓在看姑娘的乳房時,只會去注意彎曲的弧度,對於她的真心,也只會計算有多少容積。」

    然而,就一篇約莫三千字的短文,究竟要牽涉到多少脈絡?這也是我在《脫歐文》下面留言想提出來討論的事情。要談英國脫歐的歷史脈絡固然很好;但當內容不能在視野愈發展開的同時維持一樣的質量,勢必要先對所論之事實提出時間空間上的界定。身為人文研究者,我完全理解切割的痛苦和對歷史事實的背叛;然而在無法對歷史事實做出全盤討論的時候,我想,將自己了解的部份拿來談,會是對歷史比較負責任的做法。(科普導向不是藉口!)

    簡單回到康德的《為永久和平》(對,是zu而不是von),兩位大大在這方面都比我專業,所以我看得頗過癮。不過我還是想簡單說一下,如果以康德正文的天下第一句來看,他的出發點其實不是和平,而是一種和約;而和約間接指稱的是戰爭狀態。站在康德的1795年,與其說有AC大大提到的「帝國爭併小國的恐懼」,不如說只有舊制度全盤瓦解的恐懼,以及恐懼帶來的戰爭。(不然那個時代的歐洲,能稱帝的有誰呢?)而這裡所提到的舊制度所指稱的對象,又和三十年戰爭中的舊制度並不相同。當康德在Vorarbeiten zu zum ewigen Frieden裡提到唯一的具體做法是每個國家都要改革時,它對國家的指稱能向前追溯多遠?

    往前看已無法推到羅馬帝國瓦解後的歐洲,往後看其實也無法推展多久。康德1804年過世之後,歐洲又翻了好一局。當初他提到該改革的國家中,又有幾個留了下來?我其實實在很疑惑,康德的和約提案是否可以和歐盟放在一起談?如果可以,是否需要專論?如果不行,是否不該放在脈絡中以模糊焦點?

    至於宗教和歐洲人身份認同問題,在留言中我已稍微提到,在此就不再論述。

    • 我接受您的批評。三千字的短文確實有太多難以梳理的地方,而我想,您也指出了一個人文學科必然會面對的問題:demarcation。

      某方面來說,我們一旦開始進行一段歷史論述,我們就必然會面對demarcation的問題,也會難免都在做「對歷史事實的背叛」(姑且不論是否有歷史事實的存在)。先不說普及性文章,即便是論文專注,又何嘗不會有無法維持同樣質量進行深度分析的面相?畢竟,論文的問題,也有主要問題與次要問題之分,不是嗎?

      因此,我會認為學術產出,除非是插科打諢、刻意誤導甚至根本為曾閱讀研究對象與材料便妄自為文的論述,就論點與論述面向不夠全面之處,更健康的態度是相互補充,而非彼此攻訐。回到歷史學的專業來說,我同意Koselleck的說法,total history是無法企及的存在,也因此,歷史學家的工作最多是集眾人之力,盡可能讓歷史論述健全。

      回到您的回應,我同意君權神授不是理所當然的高尚理想,但我也不認為我有這麼書寫。至於平民有沒有遷徙自由這點,我想同您說平民百姓只有被迫接受新舊宗教這點一起談。

      基本上我不同意,Edict of Nante大量逃入低地國的Huguenots難道有被迫接受Cavlinism嗎?他們身居法國,有因為Edict of Nante大量改宗為天主教徒嗎?甚至,十八世紀愛爾蘭超過六成的天主教居民,有因為身屬聯合王國而改宗英格蘭國教嗎?關於平民與貴族在宗教改革時的態度,有幾位學者編纂了諸多文獻,都足資顯現宗教改革絕對不是貴族間的政治遊戲而已。話雖如此,我同意您說歐洲人的認同要分成對內與對外來談,但這種「歐洲」,至少在十五至十七世紀,更多時候也還是地理歐洲,而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歐洲。

      回到demarcation。您在下「基本上只有貴族」可以做選擇,「平民只有被迫接受」的論述時,又何嘗不是一種為了成全自己論述,而犧牲歷史事實的行為呢?

      我想,我們的討論指出一個知識普及時的根本問題。知識普及化是否必然夾帶知識的簡化?當知識普及化過程中過度簡化的知識開始誤導大眾認知時,這樣的普及是否合宜?

      簡化難免,但知識普及化並不是簡化知識進而使知識誤導大眾的藉口。如果是刻意簡化知識以求誤導大眾,那更是罪過甚深。但難道我們就不要知識普及了嗎?還是知識普及只能陷在當代學界專業分層的結構中?

      在知識普及過程中,公眾場域的意見交流,允許被簡化的知識在交流的過程裡逐步重建知識的深度與廣度,儘管這個重建可能未必吸引讀者。我想,這除了足以彌補簡化的問題,也足以跨越知識分層的結構,更可以促進素未謀面的知識人交流。我們在這裡的討論,不正是如此嗎?

      最後,回應您的兩個問題。

      關於大學知識分層,就我的理解,十八世紀歐洲多數大學的curriculum,依舊是維持著ars和scientia的結構。多數歐洲大學系統化改革curriculum是從1770年代左右開始,但這種改制的過程,往往是先在ars和scientia的分類下逐漸新增學科,進而獨立成為學門。這需要時間,所以我會以十九世紀中作為改制大致完成的時間點。當然,這是概括後的化約,也可能會招致批評,但我不認為人文知識的精神只能專注於高度切割過後的事物上,這也不是「人文精神」這個概念的傳統。

      您所引用對牛頓的批評其實在十八世紀並不罕見,早在牛頓數學原理於十八世紀初第一次被翻譯成英文版時,就已經有類似的批評,認為牛頓只專注於以數學解釋自然現象,無法提供宏觀的論述視野。但這不構成大學與知識分科已經具備現代知識分科的證據,因為當時的大學仍然以ars和scientia作為知識分類的大項。

      關於我為什麼要把康德納入來談,我已經在上一篇回應裡提到了。

      最後我想說一下為什麼要特別用歷史視角來說脫歐公投。這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我也知道這個題目包含的議題,應該可以寫不只一輩子。然而,在眾多關於脫歐公投的評論(以及多數中文公眾知識社群對當代政經社議題的評論)裡,我認為當代議題historicity的重要性是相對被忽略的一環,也因此,我希望這篇文章足以為我們討論當代議題時,提供一點歷史縱深,進而帶出更具體的討論。

      或許是我一相情願,但我們在這裡的討論,不都可能為潛在讀者帶來新的訊息嗎?

      • 感謝艾倫大大願意播空回應我。

        首先還是Kleist:他在反對學術分科的同時,也提到自己所處的宭境:「對我來說,和鼴鼠一樣只往一個洞鑽,卻忘了其他的洞,這是不可能的。[…]但我就應該一門學科逛過一門學科,只一直停留在表象而不挑其中一個下去鑽研嗎?」他不知道,也無法知道。但既然在產出的同時無法憑一已之力概括整個脈絡,那麼在短文的一開始就先將自己主訴的時間空間做一個適當的切割,去蕪存菁,會是比較恰當的做法。我沒有要攻訐您的意思,但在學術這條路上,就事論事就評論還是少不了。

        就事論事:我很開心您提到幾個例子,好讓我們可以繼續討論下去。不過我還是認為,自由遷徙和宗教問題要拆開來談會比較妥當。別的地區我不知道,但在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域中,從一諸侯國要到另一諸侯國,必須要先申請官方簽證;到達各城市的城門後,也必須出示簽證才得以登記入境。貴族甚且如此,佃農呢?就算是因著手工業的興起和市民階級的崛起而造成地方和社群結構有條件的轉變,我也不確定各個階級的社群精神和地方認同是主觀認定還是客觀決定。所以我也很懷疑這樣的脈絡和歐盟連結的正當性在哪裡?

        再來是宗教問題。十五五五年的奧古斯堡和約就已確立了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原則。第二十四條寫得清清楚楚,臣民若是因為教派因素想離開天主教諸侯的領地而前往新教諸侯的領地,必須先放棄自身一切財產(原文見註)。這項原則在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法倫和約裡也獲得延用。大大何以說我為了成全論述而犧牲歷史事實?

        然後是大大在回應中最新提到的宗教難民問題。您說的南特敕令是承認胡格諾教徒在法國也有信仰自由的那個嗎?如果是,那為什麼他們必須改信天主教?如果您的意思是之前對胡格諾教徒的迫害,那我只能說,因著迫害而來的處刑是個事實,難道有任何宗教自由可談?無論如何,胡格諾教徒的逃亡一方面根本無法視為遷徒自由而混在一起談,另一方面,接收他們的諸侯國,例如布蘭登堡選帝侯國暨普魯士公國或是黑森—洪堡侯國,當然也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目的。

        更別說,南特敕令很快又被新王所頒布的楓丹白露詔令所取代。這一切,平民的選擇權在哪裡?平民的地方認同在哪裡?

        關於十五到十七世紀歐洲的含意,我簡單提一下:至少在啟蒙時代,如果提到啟蒙後的歐洲和未啟蒙的美洲或亞洲,歐洲人一詞所表達的並非地理歐洲(更非土耳其統治的地理歐洲),而是自認為在理性、宗教、科技、道德都遙遙領先其他地區的意識歐洲。在不少當時的作品中,我們都可以略窺一二。

        最後我還是想謝謝艾倫大大身先士卒將歷史脈絡帶入討論之中,並希望這些脈絡在我們的討論中愈辯愈明。

        祝好。

        註://§24. Wo aber Unsere, auch der Churfürsten, Fürsten und Stände Unterthanen der alten Religion oder Augspurgischen Confession anhängig, von solcher ihrer Religion wegen aus Unsern, auch der Churfürsten, Fürsten und Ständen des H. Reichs Landen, Fürstenthumen, Städten oder Flecken mit ihren Weib und Kindern an andere Orte ziehen und sich nieder thun wolten, denen soll solcher Ab- und Zuzug, auch Verkauffung ihrer Haab und Güter gegen zimlichen, billigen Abtrag der Leibeigenschaft und Nachsteuer, wie es jedes Orts von Alters anhero üblichen, herbracht und gehalten worden ist, unverhindert männiglichs zugelassen und bewilligt, auch an ihren Ehren und Pflichten allerding unentgolten seyn. Doch soll den Oberkeiten an ihren Gerechtigkeiten und Herkommen der Leibeigenen halben, dieselbigen ledig zu zehlen oder nicht, hiedurch nichts abgebrochen oder benommen seyn.//

        • 我想我要先道歉。我沒有要說您在攻訐,我要表達的意思是,我們的討論,比攻訐還有意義,也更為健康。同樣地,我接受您的批評,短文確實應該劃歸時空,這是demarcation的標準。

          我想我會從社群精神來著手,是想與脫歐文中援引的那篇評論文對話。我實在不認為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在做的事,可以以整合歐洲的野心來詮釋。之所以選擇社群精神,是因為從我的專業領域裡,義大利與瑞士的城邦政治、尼德蘭地區的城市認同,乃至宗教改革時期,新教地區如United Province與瑞士聯邦,都有很明確的城市認同,這種認同甚至凌駕神聖羅馬帝國的法制。

          至於為什麼從這個角度出發來講地方社群精神的認同以及歐盟的關係,我對話的對象是脫歐改變了歐洲一向有整合野心的論述。

          謝謝您提出這些和約,我有想過要寫,但認為或許或加入太多細節,因此作罷。這是知識普及化的知識簡化過程中,我自己做的取捨,但我不認為這有讓我的論述變得傳遞錯誤訊息。原因在於,您指的合約,是宗教改革過程中,試圖弭平新舊派戰火的處置,而我要強調的是,宗教改革對當時的歐洲文人來說,是史無前例的災難。

          粗淺地說,新舊派的分立是因,而和約是某種程度上的果。但果不能用來說明新舊派的分立是貴族的遊戲,「平民只有接受的份」;最後這句話是我說您犧牲歷史事實的原因。畢竟,從宗教改革期間Wittenberg的revolt到Peasant’s War,多數時候不都是平民開始的嗎?

          關於宗教難民,我之所以舉這些例子,是要表達「平民不是只有被迫接受的份」。我想,您的回應也指向這一點,在宗教迫害的時節,平民只能逃亡或被迫害,但他們還是選擇當Calvinist,而不是只能接受迫害者所想要加諸給他們的信仰。貴族當然有政治目的,但宗教信仰在近代早期歐洲的腳色不應該被輕視,更不該簡單以政治利益的考量來解讀,這已經是近十年來歐洲中古史與近代早期歐洲史研究的共識,即便是思想史談及啟蒙運動,也一再強調宗教在啟蒙思想中的重要。

          宗教信仰與遷徙自由當然是兩回事,我談Huguenots,也不是要把兩者混在一起講,而是要強調,平民不是只有被迫接受的份。他們對自己的宗教有所選擇,當相對寬容的政治環境允許時,他們未必會遷徙,但當宗教迫害盛行時,他們只能逃難。但這都顯示他們不會只是「被迫接受」貴族在新舊教間的選擇。

          最後,關於地理歐洲與意識歐洲,您說的很是,啟蒙時代更重要的是意識歐洲,但啟蒙時代這樣的論述多存在於十八世紀。

          謝謝回應。

          • 不過大大您真的認為在不接受就得死或必須逃亡的情況下,不能稱之為平民被迫接受嗎?明斯特大教堂的鐘塔上至今仍掛著當時用來處死新教徒並示眾的三個鐵籠。即便奧谷斯堡和約那樣規定,如果在新家沒有靠山,裸奔的結果也大概好不到哪裡去。

            在沒有貴族或領地侯的支持下,一五二零年代的德意志農民起義不只是場悲劇,甚至更加助長各地諸侯對農奴的權力擴張。

            如果馬丁路德不是在階級上高於平民的神職人員,也沒有薩克森選帝侯當靠山,我其實很懷疑他的宗教改革到底推不推的起來。

            更別說當時候的平民百姓才正要開始慢慢脫離文盲的狀態。

            在沒有遷徙自由又沒有宗教自由也沒有知識自由的情況下,我其實很懷疑當時的地方社群認同和歐盟時代的地方社群可不可以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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